摘要：美国当代哲学与美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理查德·舒斯特曼在1992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中，提出将“身体美学”作为一个正式学科。21纪初“身体美学”这一命题传入中国逐渐获得广泛关注。中国学界从各种视角进行了理论阐释，分析了其价值、意义与不足，既存在对“身体美学”的误读又使其得到了发展。因此本文试图立足于当代中国语境，透视出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与中国古典身体美学的异同，探寻“身体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理论潜力。
关键词：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中国古典美学
20世纪90年代，舒斯特曼首次提出“身体美学”这一术语，他1999年的论文《身体美学：一个学科提议》标志着“身体美学”作为一个美学研究学科的正式诞生。[1]其代表作《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2002年中译本出版，“身体美学”这一命题由此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讨论，目前已然成为一个意义生成与变迁的话语场域。但无论在西方抑或中国，“身体美学”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显然还处于起步和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着许多问题和论争，将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与中国古典身体美学横向堪比，寻找其异同与价值，对“身体美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舒斯特曼“身体美学”
尽管舒斯特曼首先提出“身体美学”这一命题，但是关于身体的美学理论与思考并非始于舒斯特曼。西方哲学传统轻视感性、身体、感官等，而重视理性、精神、心灵等，“笛卡尔将意识和身体对立起来，但是，在柏拉图那里，灵魂和身体早就是对立的。”[2]直至现代哲学，颠覆者尼采才使这一情况得以反转，身体开始被抬高到本体意义，力图颠覆西方精神、理性宰制身体的传统话语体系。自称尼采信徒的福柯此后着力维护个体身体，在探究身体形态的过程中试图将身体从政治、道德、传统观念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恢复身体本来之面貌，对舒斯特曼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实用主义美学的产生标志——《经验与自然》中，杜威提出了“身—心”理论和“突创”理论，肯定身心的一体性和交互性，成为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直接的理论来源。
舒斯特曼把“身体美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谨慎地给了它一个暂时性定义:“身体美学可以暂时定义为一门兼具批判与改良双重性质学科，它将身体作为感性审美欣赏与创造性自我塑造的核心场所，并研究人的身体体验与身体应用。”[3]在舒斯特曼看来，“body”通常代表物质的、表面的身体而希腊词汇“Soma”是活生生的、有感知力的、敏锐的且身心一体的身体，故而将“Soma”和“（a）esthetics”合成自创“Somaesthetics”一词来表示“身体美学”。当代身体理论较为混乱，各种领域（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散乱分布，既没有系统的框架，又缺乏有效的实践指导，舒斯特曼将身体美学具体划为分析的身体美学、实用的身体美学、实践的身体美学三个基本方面，将它“构想为一门致力于提高对作为感性审美欣赏和创造性自我塑造的基地的身体的理解、利用和经验的学问”[4]。
“身体美学”命题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是顺应了身体理论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也是舒斯特曼本人学术逻辑演进的合理结果。舒斯特曼构建“身体美学”以期将各学科领域的身体话语整合成一个有机话语体系，使这些身体理论能真正展现益于生活、指导实践的价值。
二、中国古典身体美学
中国传统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加关注身体，“在审美、认识、道德、政治中，中国哲学都强调了身体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而道教、中医、太极等都为改进身体与自然、与心灵的和谐提供了奇妙的实践方法；与之相对，欧洲传统美学则极端忽视和鄙视身体。”[5]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身体的整体性，认为“形神合一”。传统儒家、道家、释家都强调切身的身心修行，这根本体现着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身体意识。儒家哲学体现为“修身”思想，如“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将修身作为齐家和治国的基础，重视人的身体，必须待身体合于礼的尺度后方可有所作为；道家哲学则体现为“贵身”理论，反对身体放纵，注重养生，排除身体欲念从而使内心保持虚静。中国古典身体“绝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形躯之身，而是‘天生人成’的后天养成之身”，强调探究如何使人的原始形躯之身符合社会规范，使身体从“血气之气”转化为“浩然正气”。故儒家倡导“践形”“美身”扩充修养来实现克己复礼，道家则强调通过“心斋”“坐忘”等实现天人合一之“身”。
中国古典身体美学充分肯定人身体生命欲望的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一种身体论的美学，也是一种欲望论的美学。而且“作为‘有味道的形式’的美使中国古代美学具有了‘亲体性’‘咸和性’‘品味性’的原生态审美特征。”[6]中国古典美学既具有中和之美，又不失是一种重情美学，更体现为对身体重视的“身与物游”的审美境界，身体在自然万物中完全怡然自得，“诗意的栖居”其中，身体也将潜移默化地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化。
三、结语
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新鲜学术课题，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不可避免地遭到质疑和批判的时候，他独具慧眼，积极地从亚洲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中寻求理论资源。舒斯特曼曾言:“主张身体对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哲学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统治绝大多数欧洲哲学的观念主义对身体的忽视不同，中国哲学展示了对身体在人性完善中的深深尊重。”[7]
为寻求命题合法性，舒斯特曼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论的吸收，以及“身体美学”传入后国内学者借鉴中国传统美学使其得到的发展，足以证明围绕“身体”问题在现代美学语境中展开研究的重要性与发展空间。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命题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构起了一座“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的一个合适而有效的桥”，中国传统美学身心一体存在论的思想内涵更容易克服身体美学的弊端，以此为切入点，中国美学或许能对世界美学做出革命性的贡献。
基于不同文化背景，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与强调身心兼修的中国古典身体美学有着一定差异，但在二者积极寻求对话与沟通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和深化身体美学研究，试图解决目前面临的研究困境，无疑为我们构建中国自身的美学体系奠定了良好开端，指明了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朱立元、李琳琳：《舒斯特曼身体美学述评》，《四川戏剧》，2015年第2期。
[2]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
[3]（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8页。
[4]（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彭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5]卫垒垒：《中国语境中的身体美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6］张再林、张少倩：《作为“有味道形式的美——中国古代审美中身体性维度的探析》，《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7］（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