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契丹经过北朝时期的发展演变，到隋代依讬纥臣水而居者已有十部之数。十部契丹在隋唐换代之后，先后归附唐朝，也称之为“松漠部落”。这一时期契丹各部之间的协同性不断增强，开始向部落联盟发展。
关键词：契丹；松漠部落；发展史
作者简介：陈舒婷；长春师范大学
一、松漠之间契丹部落的初步形成
北魏献文帝（466—471年在位）时期契丹莫弗纥何辰曾入朝进贡，悉万丹等“东北群狄”受其影响亦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北魏。太和三年（479）契丹莫弗贺勿于率众依附北魏，迁于白狼水（今辽宁省大凌河）流域。6纪中叶，突厥开始强盛，契丹与库莫奚俱曾臣服于突厥，相互之间多有攻击，此时库莫奚已经有五部，或于同期契丹部族亦有一定规模。根据《隋书·契丹传》记载在开皇四年（584）、六年（586）契丹已有“诸莫贺弗”、“诸部”等，也说明了6世纪80年代契丹内部已有诸多部落。隋代契丹“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讬纥臣水而居”，《隋书·地理志》载：“辽西郡，旧置营州……。柳城，后魏置营州于和龙城”。结合北魏时期契丹等活动的区域——“和龙之北数百里”，可以发现契丹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和龙之北二百里的讬纥臣水流域。从北魏到隋，期间虽有部落往来迁徙依附于北魏、高句丽、突厥、隋朝之间，但其主体仍是以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隋代称之为讬纥臣水）以及汇合之后的西辽河流域为根本所在，可以说两河（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契丹部落构成了契丹族的主体。《魏书》将契丹的活动范围称之为松漠之间，《新唐书》也以“松漠部落”指称契丹。可见，作为契丹主体的活动于松漠之间的诸部落，是由北魏到隋唐，具有一定的延续性。[1]
二、契丹十部的迁徙与发展
《隋书·契丹传》记载，契丹先是有万余口在北魏时迁于白貔河（《魏书》作白狼河），后为突厥所逼又有万家寄于高句丽，开皇五年（585）悉其众款塞，隋听居其故地，六年（586）诸部相攻击并与突厥相侵，之后有出伏部背高句丽附隋于渴奚那颉之北，开皇（581—600年）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上方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勑突厥抚纳之。固辞不去。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讬纥臣水而居。……分为十部。……。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隋书》似说“部落渐众”之事不早于开皇末，然沙钵略可汗在位时间为581—587年，且开皇七年沙钵略可汗便已去世。若以此理解，《隋书》所记时间上存在矛盾，《北史·契丹传》即改写其文而表达为：开皇五年（585）之后，契丹别部出伏背高句丽内附，文帝或鉴于此部为原背突厥往依高句丽者，故令突厥抚纳之，这才有“固辞不去。部落渐众”之事。虽然不能以《北史》的改写而否定《隋书》的记载，但《隋书》所记在时间上似有矛盾却说明“部落渐众”事不应在开皇末。若以隋文帝令突厥抚纳契丹，契丹“固辞不去”作为开皇末契丹别部背突厥事的史文结束；此后之所介绍契丹部落情况为又起一事，则《隋书》所记亦不为矛盾。契丹部落渐众，分为十部，应为契丹整体部族的发展情况，当与背突厥的四千余家契丹别部无涉。又因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则知文中所介绍的契丹部落状况应是开皇元年（581）至开皇七年（587）沙钵略可汗在位期间的情形。契丹等约在583—585年之际，争相内附于隋朝。契丹款塞，隋文帝听居其故地，或是指许可契丹向隋朝边境迁徙，所谓“故地”当是指契丹以往内附中原时曾迁徙或短暂居住过的地方，即白貔河（《魏书》作白狼河）。“部落渐众”或发生在“听居其故地”之时，到586年诸部相攻击并与突厥相侵，隋朝曾遣使责让，也说明契丹各部在“故地”时期得到了发展，且奉隋朝为宗主并不附于突厥；之后才有北徙讬纥臣水而居，并被突厥统领之事。若此，则契丹依讬纥臣水而居之事应在586年之后，在突厥沙钵略可汗时期。据此可知，讬纥臣水十部形成的时间约在586年前后。[2]
根据开皇六年（586）契丹诸部尚相互攻击且“久不止”，说明此际契丹各部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联合体；然“又与突厥相侵”则说明在与他族关系上又具有一定的共同体性质。是以北依讬纥臣水而居之后，十部“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可以说，至此讬纥臣水十部因对外“征伐”的需要而有了相对统一的协同机制，“酋帅相与议”的协同机制也仅仅是适用在“有征伐”上。这也可从“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类比看出。此期，室韦和契丹在发展程度和组织形态等方面基本相同而归为一类，室韦各部“不相总一”，契丹亦或如此。然而，突厥却以三吐屯统领室韦各部而以一吐屯潘垤统领契丹，则说明契丹在对外交往时具有较强的联合性，从而使突厥将契丹各部作为一个统一体而统领，反过来也促使契丹各部在与突厥斗争上益趋联合，是以有“契丹杀吐屯而遁”。《隋书》称开皇末（581—600年）契丹四千余家背突厥降隋，也印证了契丹在开皇六年（586）之后为突厥所统领。[3]
综上，契丹各部自583年开始附于隋朝，附隋期间尚相互攻击不止，约在586年之后北徙讬纥臣水流域，分为十部，方形成“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的协同机制。讬纥臣水十部延续自活动在松漠之间的契丹主体部落，在往来迁徙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联合，其协同机制为契丹部落联盟的形成开创了条件。[4]
三、松漠十部和松漠都督府十州
贞观二年（628）契丹有君摩会率部降附于唐，摩会所率部落降附唐时，突厥曾欲以梁师都易之，说明了摩会部此前臣服于突厥。《旧唐书·地理志》记有“昌州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落”，此松漠部落或即贞观二年归附唐朝的摩会部，或亦因生活于讬纥臣水（今老哈河）流域，属于松漠之间，故称之为松漠部落。另，《旧唐书·地理志》还记有“玄州隋开皇（581—600年）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玄州初置于隋朝时期，到唐贞观二十年（646）再次被置为玄州。曲据（去闾）部或于开皇初归附于隋，隋置玄州安置，隋亡之后，再次被唐置玄州以安置；或是隋朝虽已置有玄州，但曲据部内附的时间在唐代，唐朝始在玄州安置曲据部。然而无论哪种情况，唐安置曲据部于玄州应不早于646年，或是在644—645年唐太宗征高句丽时，于营州会契丹君长及老人并封赏窟哥后做出的决定。又因《资治通鉴》将此事记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四月，且十一月有契丹窟哥内附事；所以，虽不能确定曲据部附唐的具体时间，但却可以肯定曲据部附唐是李世民于营州会契丹诸部之后的事情，且与窟哥等部前后归服唐朝，似说明二者有一定的关系。窟哥等部在新、旧《唐书》中被记为大贺氏契丹，有八部之数，亦以“松漠部落”称之。相应与其前后附唐的曲据部，也应是属松漠部落。从活动地域上来看，松漠部落与讬纥臣水十部均在营州一带，即辽西正北二百里的讬纥臣水流域，也即和龙之北数百里的松漠之间；从附唐之前的依附关系上来看，二者均臣于突厥，为突厥所统领。可以说唐初的摩会、曲据二部和窟哥等所领八部因有共同的来源地而皆为松漠部落，此松漠十部或即由讬纥臣水十部发展而来。贞观二十二年（648）窟哥附唐之后，被授以松漠都督，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此十州，《新唐书·契丹传》只明确记载了其中的九州，即以八部所置的峭落州、弹汗州、无逢州、羽陵州、日连州、徒河州、万丹州、匹黎州、赤山州。关于第十州则有三种说法，分别是：其一，《新唐书·地理志》松漠都督府下列有峭落州、无逢州、羽陵州、白（日）连州、徒何（河）州、万丹州、赤山州、归诚州，并记有“归顺州归化郡本弹汗州，贞观二十二年以内属契丹别帅析纥便部置。”可见是将“归诚州”纳入十州之内；其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既记有“峭落州、无逢州、羽陵州、白连州、徒何州、万丹州、疋黎州、赤山州、并松漠府为九州”，又有“以契丹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并松漠府凡六（八）部十州”，说明是将“松漠府”列为十州之数；其三，《辽史·营卫志》则称“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分八部，并玄州为十州”，显然是以玄州为第十州。史书虽无载归诚州设置的时间，但在窟哥归附唐朝时，归诚州孙万荣之先孙敖曹和玄州曲据部俱已先归附于唐朝，唐朝曾授孙敖曹辽州总管，无论是孙敖曹之辽州还是曲据部之玄州均初隶营州都督府，后隶幽州都督府。在松漠都督府设置之时，应均在兼置东夷都护的营州之下而不为松漠都督节制。结合“使持节六州诸军事”的奚之饶乐都督府亦只有弱水、祁黎、洛瓌、太鲁、渴野等五州，可以判断松漠都督府亦只有九州之数，所谓奚“六州”、契丹“十州”应是分别包含了饶乐府和松漠府。《旧唐书》有“开元三年，大辅遣其大臣粤苏梅落来请降，诏复立其地为饶乐州，封大辅为饶乐郡王，仍拜左金吾员外大将军、饶乐州都督。”说明奚饶乐府都督也作饶乐州都督，奚首领亦是自领饶乐州（府）而“使持节六州诸军事”。同样，《旧唐书》在记载诏封李过折时即有“检校松漠州都督”，而在李过折墓志中作“松漠府都督”，可知松漠府也作松漠州。因此，所谓“使持节十州诸军事”即包含“松漠府（州）”，无论是孙敖曹—孙万荣部的归诚州还是曲据部的玄州，均不在十州之内。[5]
实际上，松漠都督府十州是在松漠部落中的摩会部、曲据部附唐之后，以所剩松漠部落即窟哥等所领八部为基础形成的。可以说，松漠都督府十州以松漠部落主体的身份代表着契丹，继承了讬纥臣水十部—松漠十部的主体。[6]
参考文献：
[1]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D]陈永志.内蒙古大学.2004(04)
[2]第三届全国辽史契丹史学术研讨会综述[J].韩世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08)
[3]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J].赵志伟,包瑞军.民族语文.2001(03)
[4]契丹建国前史发覆——政治体视野下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J].苗润博.历史研究.2020(03)
[5]唐朝与契丹部落发展的历史关系——兼谈大贺氏家族的衰微和契丹部落发展的趋向[A]任爱君..2007
[6]契丹始祖传说与契丹族源[J].杨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