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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传习录》后——《传习录》的伦理思想探析

摘要: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传习录》作为其经典著作有着传统的行文特点,探读阳明与弟子的书信问答可以发现其思想中的道德内涵。“心即理”是他成圣之路的基本立场,“知行合一”是他成圣之路的不二功夫,“致良知”则是实现其成圣理想的根本宗旨。阳明的“致良知”思想高扬了道德的地位与价值,使个体的道德自觉普及至普遍性的道德规范。这种良知是检验世界上所有道德选择和道德评判的根本依据,是把握善恶的标准,需要人们在现实当中超脱各种世事的磨炼,保持内心的安宁,不受外在的影响和欲望的左右。

关键词:传习录;王阳明;致良知;伦理思想

作者简介:潘静1,刘艳慧21.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春秋时期,叔孙豹与范宣子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论辩,提出“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三不朽。”后被引申为“三立”,梁启超认可此观点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两个半圣人”,除却至圣先贤孔夫子,另一圣人便是明代心学集大成者阳明先生。阳明在心学上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在军事上接连平定南赣、两广盗乱及朱宸濠之乱;在思想上著有《王文成公全书》,立德、立功、立言的圣人之名实至名归。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要学习和了解阳明其人其学,《传习录》作为阳明与其弟子友人的书信对话集,无疑是我们承其道、授其业、读懂阳明的不二之选。《传习录》记载了阳明全部思想的主要表达,以及其思想缘起、发展、形成的过程,读来其言辞简单易懂,体悟其思想内涵寓意深远、发人深思,常有醍醐灌顶、当头棒喝之感,感而遂觉其弟子徐爱之言当真直抒胸臆,一言以蔽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1]

一、《传习录》的成书与行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习录》之“传”“习”二字便源于此。顾名思义,“传”指的是传授知识,即阳明教授弟子的过程;“习”指的是学习、温习知识,即弟子对阳明所教授知识的学习,授业解惑的过程便在一传一习、一问一答中相互增益。

与《论语》一般,纵观《传习录》全书,其内容大多为弟子问、阳明答的形式,抑或书信往来,从不同弟子的发问来看,我们亦可见其不同性情,对此阳明因材施教,从他对徐爱编录《传习录》一事的态度来看,可见此般,“圣人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可见,阳明在传授知识时可也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弟子善于提问,阳明回答精妙,思想与知识在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下快乐地传播。

《传习录》一书分上、中、下三卷,由其学生辑录,原文由342个问答构成,陈荣捷先生在《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中为方便学者阅读与研究编一到三四二序号,现多数版本多参照于此。再观《传习录》的撰文形式,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全文多为问答的方式,一问一答,且人伦日常较为随意,如陆澄问“知识不长进如何?”阳明对此列举婴儿成长与种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的例子来说明“立志用工,如种树然”“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又如,陆澄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阳明用米的“舂簸筛拣”比喻为惟精,米变得纯净洁白为惟一例举回答,继而又延伸“博学、审问、慎思、笃行”是“惟精”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等等。

其二,在全书中相同的思想会在多处出现,问题的再现说明阳明对这一思想的重视,其思想形成也是在不断递进的回答中日趋成熟。“知行合一”这一命题在《传习录》中有多处表述,由于《传习录》各条是大致地依时间顺序辑录的,所以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一理论从提出、展开、深化到成熟的大致过程。知是知什么?行是行什么?知与行的合一又是什么?“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无外乎,“知”是“知良知”,“行”是“行良知”,真正知道了良知就是在行良知,切实地行良知就是真正知晓良知。这从他晚年的《答顾东桥书》一信中可读到确切的解答:“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加“行”就是致”,“知良知”加“行良知”就是“致良知”。

其三,成书时间较长,从正德七年(1512)年徐爱抄录阳明语录,到明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综合整理并附录《朱子晚年定论》[2],其成书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全书按其弟子整理整合的自然时间为序,以人物为章节单位而非思想的逻辑关联,通读之后,问题感颇为杂乱,往往经常产生思路的中断,有时亦有逻辑上的理解困难。目前,在诸多版本当中,未有学者按其问题的思想理路编改,因此,阅读本书实须反复品读,每读愈新,常读常新。

二、《传习录》的主要道德内涵

《传习录》的基本思想就是王阳明的思想内涵,在王晓昕看来,可以用“一条主线”“三大命题”来加以概括。“一条主线”即立志成圣。这是阳明自幼立下的伟大志向,他一生中的各个阶段,都在为实现这一志向做出不懈的努力。“心即理”是他成圣之路的基本立场,“知行合一”是他成圣之路的不二功夫,“致良知”则是他创造性地揭示出的本体与功夫高度一致的实现成圣理想的根本宗旨。“心即理”之所以是成圣之路唯一可靠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在于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成圣追求都是不可靠的和注定会失败的。宋儒以“性即理”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成圣之路,已被证明为不可行而遭致失败。陆象山虽亦以“心即理”为之立足,但其“心”限于“吾心”而非天下人之本心(良知),因而有点略显粗糙。

“致良知”即是阳明思想中最为简捷、最为核心的命题,也是他实现成圣理想的最根本的方法。《传习录》中多处讨论“致良知”,是最为集中的话题。“良知”一词最早由孟子提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阳明用良知重新解释了《大学》中的“致知”概念,他认为,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自然是知善知恶的,致知善之知是致知,致知不善之知亦是致知,而这里的“致”就是“行”的意思,也就是说,知善之知而必行之,才是致知,同样知不善之知而必不为之,也才是致知,总之,阳明认为,行或者说依良知而行,是致知的应有之意。

良知是人的先天禀赋,是人人所具有的,无论圣凡,无论智愚,无论高低,无论贵贱,无不本心所有,不必向外寻求。良知于世间的意动,生出习染,就有了善恶之分,故须去昏蔽,革习染,以存善去恶。正心,明德,明善,诚身,省察克治,事上磨炼,是人人皆应修习的功夫,所谓利根之人一悟即透,中根及以下人,或学知利行,或困知勉行,虽“致”的功夫大小不同,人人致良知则是没有例外的。良知应是无时无刻不在的,“集义只是致良知”,“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一八七)。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也无论是熙熙攘攘时还是人消物静时,时时皆应致良知,一刻也不能停息,“时时刻刻,须是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三三一),“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三二九)。时时皆应致良知,王阳明又将其概括为“此心更无放失时”(三二一)。特别是在私意方萌动时致良知,更见其功效:“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三三三)

良知是无处不在的,竭力致良知,不得有任何地方的脱离。“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三三零)处富贵也好,处贫贱也罢,人前也好,独处也罢,无论处境如何变化,致良知是不变的。他把良知比作《易》:“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的透时便是圣人。”(三四零)能够在变化万端之处捉摸得住,见得透,这样一种处处致良知,真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事事致良知。《传习录》第二百一十八条有一故事:“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杂,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为学就是学习致良知阳明主张“四民异业而同道”,无论做何事,从事何职业,致良知是共同大道。阳明的一生就是不断提高道德境界、学做圣贤的一生。道德追求是他一生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追求,学成圣贤是他一生最终的目的与归宿。“致良知”的最终目的也是达到圣人境界,引导民众超凡入圣也是他赋予自己的始终不渝的使命。[3]他在《书魏师孟卷》中曾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这里阳明根据“致良知”的自觉与否状况将人分为三类:圣人、贤人与愚不肖者,即便是愚不肖者,只要他们能改变自昧的状况,同样可以成圣。

三、《传习录》伦理思想的现实关照

致良知思想是阳明践行知行合一的伦理开端。知行合一是重视动机的理论,阳明对善恶的批判是彻底的,他要求为善一定要心怀善念且付诸行动,他讲为恶不单单是做恶事,稍有恶念,一念发动即是为恶。这泾渭分明的善恶观,表达了阳明对崇高道德理想的热忱追求。阳明从心学的视角出发诠释知行,他认为知与行是相统一的、相互包含的,落实知与行的过程是道德主体自我提升的重要理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4]知行合一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仍有着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存有的道德危机,诚信失落、道德滑坡等等都需要知行合一思想的指导。知必须落实到行的功夫上,真正使“行”落到实处,道德判断的正误才可得以印证,方能于知与行的反复体悟中领悉圣贤的微言大义。

阳明的“致良知”思想高扬了道德的地位与价值,这恰恰提醒我们该对现实社会的道德境遇进行深刻反思,国际社会弱肉强食,霸道兴王道灭,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危机;国内社会狭隘的功利主义盛行,道德理想主义式微,凡此种种,当然我们不能单单寄托于道德来解决问题,但是美好的生活与美好的世界,如果没有道德的参与又何以可能?我们虽然不能像圣人阳明一般提倡人人可成圣贤的理想,但是尊重道德价值、提高道德境界,却是我们美好生活孜孜以求的。内在于人心的良知能照亮自身的一言一行,同时还能照亮身边的人,使个体的道德自觉普及至普遍性的道德规范。这种良知是检验世界上所有道德选择和道德评判的根本依据。拥有良知就是把握了善恶的标准,需要人们在现实当中超脱各种世事的磨炼依然保持内心的安宁,不受外在的影响和欲望的左右,这样的人生才是踏实的、无愧于心的,而这离不开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道德社会,虽至善未至,仍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撰,王晓昕译注:传习录[M].中华书局,2017,5.

[2]邹建锋,陈雪.王阳明《传习录》形成过程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20(03).

[3]吕本修.王阳明“致良知”思想及其道德价值[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50.

[4]陈光.浅析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J].法制与社会,2019(17):23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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