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部文学作品面世之后，其文本内容绝不是一成不变，作者大多会几易其稿，这样文学的版本密度就会增加，研究难度随之加大，不可否认，多种版本的出现为研究作品主题和作家思想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贵生》历经“初刊本”（1937年5月刊登于《文学杂志》）、“初版本”（1939年12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主妇集》）、“开明本”（1943年7月由桂林开明书店出版《黑凤集》）、“人文本”（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出版《沈从文小说选集》）、“文集本”（1983年1月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和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第六卷）、“全集本”（2002年12月由太原岳麓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全集》第八卷）等前后横跨逾半个世纪的多个版本，本文拟就以上6个版进行对照，爬梳并厘定不同版本所特有的版本属性。
一、从初刊本到开明本：艺术完善
“研究报刊上的文字，是版本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者都特别看重它。这既丰富了版本的内容，也增加了版本学的复杂性。从报刊入手把握材料，了解最初发表的文字，这是新文学研究者掌握版本时都知道的问题。”[1]（p284）沈从文小说《贵生》最初是发表于1937年5月1日《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主编朱光潜在期刊“编者后记”里对《贵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沈从文先生在《贵生》里仍在开发那个层出不穷的宝藏——湖南边境的人情风俗。他描写一个人或一个情境，看来很细微而实在很简要；他不用修辞而文笔却很隽永；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很真实的而同时也是很理想的。”[2]（p222）指出了《贵生》的写作是立足了作家自身的故土资源，这与早先1934年发表的《边城》一样是作家特殊人生阅历的提炼式创作，一如既往地重在描绘湘西世界的风俗民情，营造出了“理想化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朱光潜还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小说的主题：“贵生是爱情方面‘阶级斗争’的牺牲者……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常留下这么一点悲剧意识”，[2]（p222）朱光潜的“编者后记”可以说是一则为《贵生》初刊做宣传的新文学广告，同时也是一篇微型评论，词约义丰、缩龙成寸地将作家风格和作品要素告知读者。
通过初刊本和初版本的对校，清点了后者相对于前者的修改次数。归类的标准：明显的标点符号、某个字或词语变更算一处修改单位，若一句有增删分句或多处字、词语的变换，只算一处，段落也是如此。在具体的操作中，难以做到绝对精准，因此修改的次数是相对的，仅供参考。经过比对，初版本相对于初刊本约有60处改动，不过大部分是增添的内容，据统计约375个字，这些新增内容使得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更丰满、文本情节衔接更自然、画面感更趋于直观。比如贵生面对金凤带有情致的笑眼时的反应：
（金凤）见了贵生，很有情致的含着笑看了他一眼。贵生有点不大自然，站在柜前说：“当家的快回来了？”（初刊本）
（金凤）见了贵生，很有情致的含着笑看了他一眼。贵生有点不大自然，站在柜前摸出烟管打火吸烟，借此表示从容，“当家的快回来了？”（初版本）
在初版本中增加了贵生取烟管吸烟的动作描写，其实在初刊本中虽对这一动作着墨不多，但是仔细查看可以发现，“吸旱烟”是贵生常来桥头铺的幌子，能让他以“常客”身份在铺子里多和金凤相处一会，减少心理层面的尴尬。因为杜老板出去进货，铺子里只有他们两个，金凤“很有情致”的笑眼自然让贵生手足无措。新增吸烟动作符合文本空间的构建氛围，且将贵生面对金凤笑眼时无所适从的慌乱和试图镇定的样子逼真描摹出来。再如初版本新增的“（贵生）眼光和金凤眼光相接，血行就似乎快了很多。”更是将贵生对金凤的感情进一步明朗化，如果说前面是金凤的感情的自然流露，那么这次就是贵生主动与金凤四目相对时内心情感的升温。两个版本中杜老板其实都早已看出了贵生的心思，不同的是，初刊本中杜老板只是对贵生说“贵生，你想不想成家，你要讨老婆，我帮你忙。”而贵生只回答“你说真话假话？谁肯嫁我！”随后便是金凤借毛伙的话岔开了杜老板的话，没有进一步的对话。在初版本中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杜老板）“你要就有人”
（贵生）“我不信”
（杜老板）“谁相信天狗咬月亮？你尽管不信，到时天狗还是把月亮咬了，不由人不信。我和你说，山上竹雀要母雀，还自己唱歌去找。你得留点心！”
话把贵生引到路上来了，贵生心痒痒的，不知如何接口说下去。（初版本）
很显然，杜老板作为金凤的父亲，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对贵生较为满意，并且有意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并苦口婆心地用“天狗食月”天文现象变着法子开导贵生，表示自己的意愿，还用“竹雀找母雀”来鼓励贵生要主动争取幸福。一番话让贵生“心痒痒的”，之前的“金凤克夫”的迷信念头开始动摇，可最后以“不知如何接口说下去”收尾，可见贵生还是犹豫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这恰好与小说后文贵生回家路上的矛盾心理描写自然衔接。当然，除了完全贴合文意的补写之外，还有部分改写。如下面所示：
“回到家里看看熰在床下的桐子皮已烂黑，到屋后搬了一个树根，捞了一把草，堆地上烧起来，捡了半箩桐子，在火边用小剜刀剥桐子。”（初刊本）
“回到家里从屋后搬了一个树根，捞了一把草，堆地上烧起来，捡了半箩桐子，在火边用小剜刀剥桐子。剥到深夜，总好像有东西咬他的心。”（初版本）
初版本的新增的内容不完全是句中、句外增添了，而是有了增删，作者在初版本中的处理欠妥，改动之后让读者有点不明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剥桐子，感到奇怪，相比之下，初版本没有及时交待缘由，得联系前文，贵生床下的桐子发黑了，所以要剥皮。初版本中最后一句的添加，弱化了读者的疑惑，转而变为对贵生的怜悯，贵生借徒劳之事麻痹自己的神经，桐子白白烂掉，换不成物质生活资料，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爱情的期盼都一夜间化作了泡影，情感的跌宕得以具象化呈现。
“作品的每一版与另一版之间的不同，可使我们追溯出作者的修改过程，因此有助于解决艺术作品的起源和进化的问题。”[3]（p53）值得注意的是，接近小说尾声的部分，作者添加了大量的文字，反映失火后鸭毛伯伯到火场查看伤亡情况，两个版本的小说文本均对贵生和杜老板遇难与否没有明确的交代。不同的是初版本对鸭毛伯伯奔走于两个火场的情形进行了适度铺写：
鸭毛伯伯忽忽忙忙跑去两处看火，到火场近边用一根长竹子向火里捣了一阵，鼻子尽嗅着，人在火里不在火里还是弄不出所以然。他心中明白这件事......（初刊本）
鸭毛伯伯忽忽忙忙跑去看火，先到桥头，火正壮旺，桥边大青树也着了火，人只能站在远处看。杜老板和鸭毛是在火里还是走开了，一时不能明白。于是又赶到贵生处去，到火场近边时，见有好些人围着看火，谁也不见贵生，烧死了还是走了说不清楚，鸭毛伯伯用一根长竹子向火里捣了一阵，鼻子尽嗅着，人在火里不在火里还是弄不出所以然。他心中明白这件事，知道火是怎么起的，一定有个原因......（初版本）
作者在初刊本基础上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构想，读者获取的信息是一致的，即鸭毛伯伯无法确认人员伤亡，心里知道起火的原因，纵火者是贵生。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火灾情形，有限制读者想象的成分。初版本里人物“看火”有了次序即“一先一后”，体现出由婚姻血亲关系自然引起的阶层观念分化，这无疑是作者在初版本中书写的亮点，并且借杜老板和贵生两处火势的不同，才有鸭毛伯伯“远处看”和“用竹捣”“鼻子闻”不同的查看方式，这样大大避免了“一刀切”的程式化叙述，视觉观感更趋强烈。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衍文”现象即“和鸭毛”逻辑上说不通，此外还有一处“衍文”，是说接亲的人尤其是抬轿子的人回来后在厨房里说杜老板发亲时慌乱的情形，后面紧接着添了一句话“且说杜老板和鸭毛一定都醉了，免得想起女儿晚上挨痛事情难受。”由前文可知，鸭毛伯伯因为属相相冲，新娘入门时得回避，没有去接亲，“和鸭毛”疑是沈从文的笔误。
可喜的是，开明本对上文提及初版本中的两处“和鸭毛”的“衍文”现象做了合理解释，是因为校对者妄改。在开明本中没有将其删除而是还原为“杜老板和癞子”，金凤母亲在吃喜酒害钻心病死了以后，老板担心人手不够，癞子是补充的伙计，三个人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且说杜老板和癞子一定都醉倒了，免得想起女儿今晚上挨痛事情难受”“杜老板和癞子在火里还是走开了，一时不能明白”，开明本的出现澄清了初版本中两处貌似“衍文”的问题。按照现代汉语语法习惯，“且说杜老板和癞子一定都醉倒了，免得想起女儿今晚上挨痛事情难受”主语是“杜老板和癞子”共同主语，后面的宾语是“女儿”，虽有些乱套，但并不影响阅读。
综上所述，《贵生》从初刊本到初版本，沈从文主要是对小说文本进行必要文字的添加，新增的文字在刻画人物形象、丰富故事情节等方面起到了完善修饰的作用，作者在初刊本基础上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动，总体上是成功的，“述说多于表现”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小说臻于成熟某种意义上得益于沈从文“习作”实践中技法的提升，“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内容见出杂而不纯，实由于试验习题所形成。”“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即在抗战八年中，我也不曾写出过什么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4]（p4）信奉“为艺术而艺术”文学创作理念的沈从文自然会与政治、社会等外界领域保持距离，赖以创作的素材匮乏，沈从文只能借助“习作”反复修饰的方式将自己小说创作的方法教授学生，正因如此，“习题小说”创作心理直接促成了建国前《贵生》小说版本的多元化。
相对于初版本，开明本对人物话语一律用冒号引出，并有几处明显标点符号的改动和字词修改如两处“拏”换作“拿”、一处“大姊”换作“大姐”，据统计，还有约10处变动。开明本的修改，作者将精力放在了小说文本的后半部分小人物的言语表达上，侧重于通过适当补写小人物的言语臻于小人物内心世界的勘探，譬如胡子长工和鸭毛伯伯的对话：
（胡子长工）你们抬轿子，看她哭多远，过了大青树还像猫儿那么哭，要她莫哭了，就和她说，大姐，你再哭，我抬你回去！她一定不敢再哭。
（其他下人）她还是哭你怎么样？
（胡子长工）我当真抬她回去。
（其他下人）将来怎么样？
（胡子长工）又当真抬进砦里，可是不许她哭，要她哈哈大笑。（开明本）
这段饶有趣味的对话，末尾两句在初版本中是“缺漏”的，作者发挥了辩证思维，加入新娘金凤一直在娇子里哭，被抬娇人恐吓无效抬回娘家的情形，后又被强行要求“不哭要笑”才抬轿子。表面上看，一个俏皮的胡子长工跃然纸上，符合“鲁莽汉子”“一根筋”的底层苦力形象，实则反映出男权集体话语下对于卑微女性的情感表达的压制，增强了小说幽默讽刺的批判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鸭毛伯伯在竹园里开导劝慰贵生的一番话做了修改，寄寓了其自身的价值判断，鸭毛伯伯言语中新添了“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借助俗语对宿命论进行瓦解，强调事在人为的主观能动性。开明本的鸭毛伯伯不再只是一位老长工，而是一位智者，他有一双慧眼，得知所有事情的真相。作者有意借助鸭毛伯伯和贵生的谈话，说明一个问题：在开明本中作者意在强调阶层观念已不是造成爱情悲剧的真正原因，“正如他的名字‘贵生’，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要。以‘贵生’来作为主人公的名字，也许正是蕴含着作者的暗示。贵生身上有着极其浓重的迷信色彩”[5]（p11），贵生对“测字克相”的笃信不疑，造成行动上的延宕，在终身大事上失去先机，这是沈从文着力展示并且批判的对象即控诉封建文化糟粕对于底层民众精神上的戕害。
二、从开明本到人文本：释义变异
“一九四九年以后国内的出版物，作者总喜欢修改自己过去作品的内容和字句。如果从当前的读者考虑，也自有它可取之处；但从史料学的角度说，这种版本是不好的，它靠不住。”[1]（p287）1957年出版的人文本《贵生》相较于1943年出版的开明本形式上最大区别是文本采用了横向排版方式，“1955年元旦，《光明日报》改为横排出版，在《为本报改为横排告读者》中说：‘我们认为现代中国报刊书籍的排版方式，应该跟着现代文化的发展和需要而改变，应该跟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文字的横排横写，是发展趋势。’”[6]（p193）新中国成立后新闻报刊编辑出版业出现了新面貌。1955年10月全国汉语规范化会议召开之后，很多作家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学习现代汉语，并用规范化的语言来修改旧作，这样在人文本中以当代标准划归的“错别字”就少了很多。1956年1月，政府出台了《汉字简化方案》，包括简化偏旁在内的汉字一共仅569个，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1957年10月出版的人文本中仍有大量繁简字置换互用的现象。
作者在现代汉语规范化方面的努力，从开明本到人文本中个别词语的变化可以看出：
乘天气好——趁天气好
毛夥——毛伙
神王意移——神往意移
一重小房子——幢小房子
年轻女人——年青女人
唢哪——唢呐
捌百钱担——八百钱担
火食——伙食
杀黑前——煞黑前
“初版本的好处，就在于为我们保留了历史面目，是分析评论作家作品的珍贵原始资料。对于这资料，我们都应当保重，而不是涂改它，包括作者自己在内。可惜有的作家不尊重这个历史存在，总要设法加以修改，改动越大，改的版本越多，为研究工作者制造的阻碍越大——使人不易把握本来面目。”[7]（p119）人文本在开明本的基础上做了大范围的改动，据统计，约有159处（包括明显的标点符号，因为对语气有影响，如变陈述句为疑问句，变陈述句为感叹句，感叹句和疑问句互换），其中仅增删文字内容就达到108处之多，其中增添有104处，删减有4处。删减的部分是作者“洁化”意识的体现，沈从文有意地删除了与“性器官”“性关系”有关联的部分：
贵生知道这个故事，男的说起这个故事时，照例还得说木簰流进妇人“孔”里去的。所以贵生失口说，“都是女人。”（开明本）
贵生知道这是个老故事，所以说：“都是女人。”（人文本）
（四爷）“我怎么不认识？我说它简直像女人的小......”（开明本）
（四爷）“我怎么不认识？我说它简直像......”（人文本）
且说杜老板和癞子一定都醉倒了，免得想起女儿今晚上挨痛事情难受。（开明本）
且说杜老板和癞子一定都醉倒了，免得想起女儿今晚上事情难受。（人文本）
作者都将带有“妇人‘孔’”“女人的小......”“挨痛”带有强烈“性”暗示、联想的字眼删除，可吊诡的是，文中涉及“好色”四爷有大段文字描述其怎样玩弄女性，对女性“性”特征的描写则保留了下来，因为这些涉“性”内容的描写是四爷道德败坏、人格卑劣的见证，是丑化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能引起我们憎恶、愤恨等阅读反应，对表现人性“兽欲”成分是必要的。“洁化叙事规范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心理有关，……但更应归因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这种意识形态强调阶级观念、提倡新的道德观、批判人性论。”[8]（p98）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否定类似郁达夫《沉沦》自然主义写作，尤其是性的描写，所以50年代有很多小说经过洁化叙事的处理，相对于原版本成为“洁本”，正如沈从文所言：“读者对象今昔已大不相同，习作中文字风格比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恋爱抒情事件，过去一时给读者留下印象的，怕对现在读者无益有害，大都没有选入。”[4]（p5）《贵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贵生》并不是越来越净“性”，且其修改的“性”部分只有3处，相比较于真正的“洁本”而言，只能算是洁化叙事的雏形。
人文本在完善人物形象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它的出现弥补了作者的遗憾，添加了能反映金凤自我意识觉醒的句子，这集中表现在金凤得知自己须嫁给五爷做小老婆后的一系列反应。如在谈论当官的和做生意的人沉迷女色，最终一无所有，贵生当场表示“都是女人”惹的祸，在开明本中“金凤脸绯红，向贵生瞅着”，人文本中在其后面添加了“表示抗议”，并新增了下面两句对话：
（贵生）“我不是说你！”
（金凤）“你们男子才真坏！什么四老爷、五老爷，有钱就是大王，糟蹋人，不当数......”（人文本）
金凤在人文本中有了批判陋习恶俗的主体意识，这其实是作者对新中国语境下女性进步观念的硬性植入，金凤不再是旧时“父为子纲”的商人丫头，蜕变为敢于抨击“一夫多妻”“宿妓狎娼”不良社会现象的当代女性，可是“思想大于行动”，金凤同旧版本一样未见丝毫反抗的实际举动。当婚期已定，贵生还被蒙在鼓里时，金凤“神气索寞”；当贵生开始有所察觉，准备试探金凤时，“金凤说话要理不理”；当贵生向金凤道喜时，“金凤头也不抬，停了搥衣，不声不响”，面对已成定局的婚事，从“神气索寞”到“要理不理”再到后面的“不声不响”，金凤在旧时包办婚姻下逐步意识到女性的悲惨命运，但苦于找不到个性解放的道路，最终在沉默中沦为父权制社会的商品和夫权制家庭的玩物。
其次，在人文本中对于一些地点名称和数字的改动，存在强化地域印记和削弱历史意识的嫌疑。如文章开头介绍杂货铺老板，开明本中“老板是浦市人”，到了人文本中就变成了“老板是沅水中游浦市人”，进一步强化了杜老板湖南人的地域身份，即使不知道浦市，也能通过湖南省第二大河流沅水进行大致地理定位。作者还将“猴子坪大桐岔贩朱砂的客人”改为“大兴场贩朱砂的客人”，长工为五爷结婚办货地点新增了“城里‘义胜和’”，这些旧地点的变更和新地点的增加，无疑是对新时期城镇行政区划嬗变的观照。有趣的是，人文本中作者对于一些数字的改动，数字的变大：从“五担草就能够换个猪头”改为“十担草”，从“十五斤油可换六斤棉花，两斤板盐”改为“二十五斤”，反映了物价的上涨，贵生生活成本的增加。数字的减小：贵生的从五爷那里分到的桐子从“五担”改为了“三担”，捡漏的桐子从“三四担”改为“两三担”，贵生受剥削的程度加深，凸显了贵生穷愁潦倒的生存状态。
“现代长篇小说的修改不只是一部作品的进化或退化的问题。大量的修改带来的是作品释义的变异，微调或改变了作品原来的语义系统和艺术系统，新的版本（修改本）会形成新的有机性和整体性，往往就是一个新的文本。”[8]（p165）《贵生》作为短篇小说同样如此，洁化叙事稀释了原本带有乡土粗话“不亵不笑”的写作风格。作者将诸如描写金凤言语、神态等带有反抗精神话语硬性植入小说当中，造成金凤时代穿越的错觉，一些反映物价水平和经济状况的数字修改，在印证并强化贵生“穷人”身份的同时也将其进行了时空转移，让人物脱离了原来母体文化语境，作者动刀将人物“整容”，这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意识的表现，“……忘记了作品是时代的产物，经过加工润饰，就失去了历史面貌。”[7]（p121-122）
三、从人文本到全集本：寻求善本
从人文本到文集本，约有106处的改动，仅标点符号的改动（增加、替换）就近一半，有51处，除标点修改之外约55处大部分都是细微处修改，对文意影响不大。人文本中不再有繁简掺杂的现象，加上部分词语规范化，如“搥衣”改为“捶衣”，句末语气词“罢”改为“吧”等，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值得一提的是，文集本和全集本若不进行版本对照，会误以为版本没有变化，产生迷惑的根源在于前者文末标有“一九三七年三月作，五月改作——北平”，后者文末标有“二十六年三月作五月改作——北平”，文集本没有像人文本那样在文末把作者“作文”与“改文”的时间用逗号隔开标明，但落款时间的一致性容易造成文集本是初版本，没有变化的假象。
不同于以往版本改动以增添文字内容为主，文集本在人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删削，大小处共计约55处。作者兼顾句意、段意完整的同时，锤炼字句，力求简洁。有趣的是，部分删削处竟出现了“文本反弹”的现象，即文集本的修改脱离赖以修改的人文本又回到之前的版本，如下所述：
五爷笑四爷见不得女人，城市里大鱼大肉吃厌了，注意野味。说人像狗，自己的鼻子才真像只叭儿狗！（人文本）
五爷笑四爷见不得女人，城市里大鱼大肉吃厌了，注意野味。（文集本）
人文本中增加了之前版本都没有的后半句，在文集本中作者将其删除。纵观《贵生》，五爷和金凤婚事的最大助力者和怂恿者是四爷，从最初在贵生家隔着窗子见到金凤，到劝五爷在回府的路上绕点路去桥头说亲，都是四爷先知先觉的“功劳”，五爷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这里说五爷鼻子像狗般灵敏，明显不符合语境，况且结合文本“狗”是用来形容贵生这一类下人，像这样贬低人格的话与五爷作为财主的身份不符，因此，在文集本中将其删除。诸如此类关于人物语言的删减，在文集本中还有6处，均回到了建国前的版本，准确地说，应该是回到了1939年的初版本《主妇集》。经细心比对，文集本增加了一处“新名词”：
（杜老板）“我们还以为你当兵去了。”（人文本）
（杜老板）“我们还以为你做薛仁贵当兵去了。”（文集本）
这里的“当薛仁贵”，在前面任何版本以及全集本里都是没有的，可视为辨认文集本简单而有效的方式。
“全集本尊重沈从文创作的初衷，使一个命运多舛的民主派爱国人士被删改的作品得以恢复原貌，对我们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位作家及其作品有很大帮助。”[9]（p14）1988年5月沈从文去世之后，由于著作权受保护，2002年12月出版的全集本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作一个新版本，因为它是依据初版本《主妇集》中《贵生》文本编入的，除了少数别字作必要的订正，如“一重小房子”改为“一幢小房子”，原先开明本提到的两处校对者擅自改动的“杜老板和鸭毛”均已在全集本中更正过来，其他的几乎没有改动，相较于文集本“文本反弹”现象，全集本直接采取了“文本回归”策略。
无论是文集本中“文本反弹”现象，还是全集本中的“文本回归”现象，都体现出了一种向初版本靠拢的趋势，当然这种文本内容层面寻找母体的现象，说明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社编辑都在寻找一种值得定型的版本，从而将其经典化，但版本如此之多，就有一个从中寻找“善本”的问题。按照传统古籍意义上的“善本”，那些旧本、精本、足本都可以称之为“善本”，可是由于新文学的版本和文本的不对称性，即精校本可能大量删削，早已面目全非，不是足本了，有别于“善本”，因此“新善本”确立是必要的。“‘新善本’应该是文本内容最具有历史真实性和美学价值的版本。即在一部新文学名著中的众多版本中，新善本不只是善版本，更应是善文本。”[10]（p61）“新善本”的择取需要通过对不同版本的对校和比较之后才能确认。“对于那些作过思想跟进和艺术除魅式修改的作品，我们最好是回到它的初版本。对于那些出于艺术完善动机的修改并确有艺术进步的作品，则应重视其定本”[10]（p62），从这个意义上说，《贵生》的全集本是在尊重初版本历史真实性和文本美学价值的基础上的精校本，可视为《贵生》的“新善本”。
结语
20世纪新文学史的撰写，新文学的版本史应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由于出版制度、意识形态、语言规范等外力因素推动以及作者出于“悔其少作”内在因素的驱使下，新文学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版本。对于新文学的版本我们要以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眼光，既要关注作品诞生的时刻，又要跟踪作品面世后的各种修改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避免在评析文学作品中出现“版本笼指”“版本串联”等现象，以严谨认真的治学之风得出公正客观的论断。在不同版本中确立“新善本”，是新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必要途径，是连接大众文化参与和权威学术话语的桥梁和纽带。基于文学作品的审美艺术特征，保留其诞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真实性，是“新善本”得以形成的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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