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文学界关于白话文和文学革命的讨论，其中以“不用典”一事争议最多。在文学转型期提出这样的主张，对有着深厚根基的文言语发起挑战必然会受到各方挑衅，也许胡适的一些主张固然有其偏颇之处，但放眼整个现代文学转型期和文学革命的发展中也给予了我们探究文学革命及语言变革的更多可能性。
一、时代转型期中“八事”的提出与争议
1916年，胡适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1]新文化运动时许多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无意识地陷入了一种注重文学社会性的功利化倾向，胡适注意到了这种倾向并意识到，文学的发展应该回到文学本身，去建立一套新的文学规范，而语言的新规范则是这场变革的突破口。《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旨在突破传统文学的创作规范进行文学改良，在胡适看来，这“八事”都是“文学上的根本问题”。
胡适之友江亢虎曾写信对“不用典”一事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他认为“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2]钱玄同则对“不用典”表示支持，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到：“胡先生‘不用典’之论最精，实是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3]，在钱玄同看来，文学作品中引用典故是一些文人为掩盖自己创作新词羸弱的弊病，长此以往，文坛懒惰之风渐行将阻滞文学的进步。胡适在面对文坛诸多争议时也有自己的解释，他将典故分为广义之典与狭义之典，广义之典并非胡适所主张“不用典”之“典”，狭义之典才是胡适所主张不用的。胡适的解释与钱玄同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也认为运用典故去代替作者的情思，情感不能直截了当地在当下表达转而借用典故是文人无能的表现。因此，胡适主张文人应不用典或少用典，应锐意求新、创造新词，避免用一些陈旧之典。而今思考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八事”中的“不用典”应再挖掘其提出的深层原因，思考“不用典”背后的蕴意。
二、“诗体大解放”中的“不用典”
胡适向来十分看重“文的形式”，在他看来，“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上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4]
“五四”时期的“诗体大解放”颠覆了中国沿袭已久的传统格律诗，胡适对于古典格律诗在表达情思方面的能有是持否定态度的，“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5]在胡适看来，若要真正地创造新文学、活文学就要在文学的形式方面先迈出一步，“典故”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文人将一瞬间迸发出来的情思戛然而止，不能够自然流利、明白晓畅地表达出来，这不仅影响文人创作出真情实感的文章，而且从读者的阅读感受来说还将十分晦涩难懂。
“不用典”的提出正是在于要求文人打破陈旧的清规戒律，摆脱创作时思想发挥的束缚，在创作中直接表达各自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而非借助典故或被传统的格律诗束缚住写作的才能。“不用典”的提出除意在打破古典诗歌的传统格律以外，有关诗歌“不用典”的问题还涉及到对诗人创作作品时自我主体性及思想解放的思考。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推动下，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在创作时都更加注重作品中的“自我主体性”，讲究以“人”为中心。早在1915年，《胡适日记》中就有关于涉及到“用典”的一条“诗贵有真”，其中这一“真”字则指向诗人创作的“自我主体性”。诗人们应杜绝盗用前人诗句，积极创造“活的文字”写自己的感受，彰显“自我主体性”。
三、“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何如耳”
“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古诗或有来历的现成话”[6]这样的修辞手法就被称作“用典”。典故本身其实并没有弊病，关键在于文人创作时如何运用典故，即所谓“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何如耳”[7]。
一方面，结合胡适所说“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一句来思考，这种无法创造新词，而想要借用典故增加文章质量的技术主义和偷懒的心理应当杜绝。简单空洞地套用典故容易使诗歌逐渐腐化，缺乏新意而滞留不前，用典应该在典故本身所含有的艺术魅力基础上加以想象的翅膀，对典故加以构造使之能够更好地融入文人当下的心境，再通过这一典故将文人自己的情思与理想表达出来，这样的“用典”是为正确的作法。
另一方面在艺术上应不断尝试“用典”形式，不局限于典故和表达情思的关系，力求多元化，产生新奇的“陌生化”效果。前面提到，在“用典”时极易产生一种审美疲劳，表达思乡之情的为一类典故，表达才子佳人的又为一类典故，在创作过程中只引用典故来表达自己相应的思想感情却忽略作品本身的审美效果是不好的。应当在引用典故时发挥一种“陌生化”效果，在已有的典故基础上产生陌生感和新奇感。
胡适的“八事”在受到诸多争议后，他曾解释他所说“不用典”并非是一刀切的全盘否定，“不用典”指向的是狭义之典，是“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之意。因此，关于“不用典”一事应采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将典故的所长保留下来，再除去运用典故的一些弊病，而关键的就如前面所说，在于如何运用典故。“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有关“不用典”一事受到新文学者们的争议，新诗之路在形式和思想方面需要革故鼎新，“不用典”这一涉及语言形式的主张成为被攻击的矛头。但，胡适的“不用典”并非完全否定典故的引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再次考虑。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康德刚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64.
[2]胡适：《胡适文集》[M].卷二，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
[3]胡适：《胡适文集》[M].卷二，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
[4]胡适：《胡适文存》[M].黄山书社,1996:123.
[5]胡适：《胡适文存》[M].黄山书社,1996:123.
[6]罗积勇：《用典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7]王世懋：《艺圃撷余》[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