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来临，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也经历了百年的光辉发展历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检验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指标，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凝聚人心的重要基石。回顾建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逻辑，探求其中的成功经验及其规律，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建党百年；意识形态；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刘蕊；中共渭南市委党校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各种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一些仁人志士开始觉醒，普遍认为要挽救国之危亡，必须改变思想文化。“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循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人是迷信家。……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1]这与马克思对中国落后根源的判断极为吻合。“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更多的将解决中国存亡问题的目光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火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让他们在黑暗摸索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自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广泛在国内迅速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应运而生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先驱们经过一番探索和争论，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此为标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开始从社会思潮转化为社会实践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工作也从此拉开序幕，开启了不断发展壮大的百年征程，经历了初步构建、破旧立新、曲折整合、转型创新以及强化提升等发展演进阶段。
一、初步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
“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摸索前行（1921-1935年）
这一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最主要的贡献是确立了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开辟了“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落脚陕北。
这一时期，由于对中国当时的国情及时代特征缺乏深入了解，奉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照搬前苏联的经验、模式与道路，以至于在具体实践中遭遇了许多挫折，这让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由此，在深入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国内外环境进行科学的分析，致力于探索一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适用于中国国庆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付诸于实践。
（二）本土转变（1935—1949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用理论文章分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3]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其话语体系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衔接上的缝隙，为了使普通群众更加精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邃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一是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纠正“左”倾错误，主张实事求是，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二是转变话语风格，通过“枪杆子”“抬轿子”等接地气的话语宣传党的政策、主张;三是创新话语表现形式，创造性地使用了标语、戏剧、演讲等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的载体;四是加强群众工作，发挥人民群众智慧，坚持走群众路线，以解决群众现实中的困难为基点，带动思想转变;五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开办各类学校和训练班，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念。通过普适性的宣传、教育，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本土化转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牢牢把控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为革命的胜利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当前的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明确阐述。在这一时期，党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把握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以及自身发展的规律，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得到实践检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总体上逐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一系列自觉认识，并渐成共识，于1949年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破旧立新：社会主义革命（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统领着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面临着一个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从根本上破除残余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来维护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稳定。这时，党的工作重心须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工作须致力于重建新的政治秩序，推进民主建政，完善民族政策，稳定民心、军心，由服务于革命革命斗争向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转变，从而赢得意识形态主动权。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一方面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注重对人民群众思想的改造;另一方面在强调思想改造必要性的同时，充分尊重意识形态客观规律，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了谨慎态度，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4]，有效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发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功能。这一阶段意识形态工作紧密服务于国家战略全局，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为新中国政权根基稳固作出了贡献。
三、曲折整合：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改革开放前（1956-1978年）
（一）曲折前进（1956—1965年）
基于前期经济的初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正确阐释，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这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为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7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由于缺乏对阶级斗争形势以及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使得党在全国开展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演变成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急躁冒进，给人民生产生活及经济带来较大损失。这些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弯路”，使得中共八大提出的正确主张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实施。
这一时期的实践教训是意识形态工作这个上层建筑不是万能的，一定不能脱离经济发展基础，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要求，才能确保社会发展的稳步有序。
（二）遭受挫折（1966—1976年）
囿于国际共产主义内部混乱和对国内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国内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使得“左”的错误由经济、政治领域蔓延到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重心过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突破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大混乱，生产、工作和各项事业以及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干扰和影响，教训深刻。同时，也反映了意识形态斗争是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需要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也要基于对国际局势的敏锐把握，做到与时俱进，这些挫折教训为改革开放后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四、转型创新：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发展，形成一元统领和多元共存局面。这一时期，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充分从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创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局面。
（一）注重实践（1978—1992年）
为了纠正“文革”期间的错误，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5]。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要看全局，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一客观的判断，对一些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做到了澄清与纠正，结束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混乱。
改革开放实行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注重解放思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注重实事求是，进一步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和功能，就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为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同志明确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坚定党管意识形态、保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标准，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
（二）走向成熟（1992—2002年）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致使社会主义阵营部分地走向崩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遇空前危机。“‘在转型这一巨大的变革面前，人们道德评价标准迷失，道德价值取向紊乱，社会正义感淡化，礼、义、廉、耻丧失，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时有发生，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观念淡漠’。……社会价值冲突的实质就是利益纠纷，因而，正视当今社会存在的客观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调整好‘利’与‘义’的关系。”[6]面对危机，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注重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注重人民群众精神财富的富足。江泽民同志曾强调，“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保障，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一起抓”[7]。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管意识形态的高度，实现了党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注重从思想上、生产力上、前进方向上、根本利益上阐释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重大进步，标志着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三）创新发展（2002—2012年）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方向，为了解决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8]。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整体反映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科学发展，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为时代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解决了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思想和价值观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五、强化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鲜明体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一）高度重视（2013—2017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把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指明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是对核心价值观这一意识形态功能做出的新定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精神命脉，是……重要源泉，也是……坚实根基”强调意识形态的文化根基是其行稳致远的基石，这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归属。
新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角逐的主战场，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变量”，也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的特点。“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这为新时代网络领域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一阶段从世情、国情和党情实际出发，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释，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对当今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精心谋划和通盘布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拓展，实现意识形态创新理论的新飞跃。
（二）凝心聚智（2017年至今）
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把学校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阵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要弘扬“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些思想指引是党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更科学的认识，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行动路线，明确了任务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指南，凝聚最大思想共识，贯彻于党的全面领导，指引中国前进的方向，深受人民拥护和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将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百年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遵循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沿着意识形态发展轨迹，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前进，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成长，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纵深融合，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J].湘江评论，1919，（7）：14.
[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67.[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5.
[4]李珍.毛泽东对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理论探索[J].党的文献，2017，42-49.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43.
[6]王永贵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天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1.
[7]中共党史报告选编[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84.
[8]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3-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