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大量外国人因不同原因来到中国，或是传教，或是科学考察，或是探险游历，他们以异族的视角记录下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马嘉理行记》便是马嘉理先生在穿越中国的行程中所写的日志和书信。马嘉理如实记录了行程信息与旅途中的心态变化，对于沿途的壮美景象，他不吝溢美之词，遇到艰难险阻或恶劣天气，他直抒内心不满。本文就马嘉理的西南旅途展开论述，借“他者”之眼审视自我。
一、“他者”对西南城乡的印象
西南地区地理环境特殊，城乡的交通和客栈住宿环境比较粗劣，管理混乱，经济与文化带有浓厚的农业氛围。
（一）城乡概貌
马嘉理靠近西南城镇，最为突出的便是城墙，城墙是防御、管理和权威的象征，这些城墙一般由石头垒砌，环绕城市四周，起着良好的抵抗侵略和文化统治的作用。但城墙总给英国人中国城市是“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之印象特点。晚清时期，城墙几乎已经失去其保护城镇安全的作用，这从《马嘉理行记》中描述的城墙和城镇内战争之后受破坏的建筑就可以看出来：“整个贵州省都令人悲哀地遭到毁坏，所有城市都仅剩村庄大小，村庄则只剩下草棚而已......这座残破的城市依然如同死城，空阔城墙围绕着成片废墟。[1]”
此外，马嘉理的日记中也体现出西南地区市集的特点，西南地区的市集有两种，一是府、厅、州、县的城镇内固定的市集，二是村镇市集，有规律的日期，人们如期赶集，采购或售卖货物，主街挤满熙攘人群。贵州省会的主街一路光景如画，“无数招牌及印染布匹沿街摆卖，红、蓝、绿各色雨伞闪闪发光，伸出店外，似诱雨来。[1]”行至镇南府，因沿街有摊贩售卖陶器、葫芦、帽子及草鞋等，街满是货摊，所以进城街道稍微拥堵。
马嘉理西南之行所见的标志性建筑还有寺庙、拱桥、牌坊，出平彝县8里，便见一寺庙，不过已经被回民毁坏，雕像满处皆是，马嘉理有时还留宿在寺庙。镇远城门口有一“五六孔之拱桥，跨越河流”，马嘉理认为丝毫不输英国铁路桥。贵阳境内有无数为孝顺的少女和节烈寡妇所列的牌坊，主要由白色大理石建造，这一景致因其独特而平添鲜活。
（二）住宿
西南地区的客栈或旅店的住宿状况并不理想，这也是马嘉理在旅行中最为头疼的，找到一个环境稍微好一点的住宿之地已经是一件幸运的事了。马嘉理对中国客栈的印象就是肮脏，像镇远府那种不仅为旅客提供住宿，还为旅客备轿子、轿夫及马匹的驿站，他在行程中也仅仅遇到了一次。有时宿于还未完全建成的新客栈，四面透风，情形凄惨，有时宿于谷仓，左为厨房，右为马圈，又脏又臭，潮湿泥泞，有时宿于与猪圈相邻的草棚，有时宿于寺庙。即使是比较好的客栈，床铺也只是厚木板铺一层肮脏的稻草，除了躺的地方，其余地方都是尘土。
从晚清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和生活状况来看，很多客栈和旅店的住宿环境都在他们的可接受范围之内，他们收入微薄，劳累一天后很快就能入睡。晚清有不少商人、赶集的小商贩、在长途中提供劳动服务的苦力会跨县，甚至跨省，沿途的客栈和旅店也随之增加，不同群体对住宿环境评价悬殊也在常理之中。马嘉理在日记中几乎没有写下任何赞美云贵地区客栈和旅店的语句，美丽的自然风光与肮脏的住宿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板桥镇（Panchiao)停歇，有几家客栈，条件均不甚好。房内满是浓烟，但此类烦闷事件已是家常便饭，眼睛、喉咙最近夜夜受此折磨。[1]”
总的来说，西南客栈和旅店的硬件设施不完善、卫生条件差、毫无舒适度可言，这反映出清末西南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并不可观，与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道路
西南地区的复杂地形让原本长途跋涉的旅行更加困难，官道狭窄，铺筑不佳，“这还是通往首府的大路及贸易主通道呢，如此破旧粗糙的道路，在英国最贫困的村庄也忍受不了。[1]”
有的路面不免散落的车辙和碎石，对牲畜和轿夫都很危险，轿夫要在6-8个苦力的协助下将绳索绑于轿上全力拖拽。遇到陡坡时，轿夫要设法平衡，防止轿子下跌，轿子与四处伸展的石头发生碰撞，声响不断。“很多地方路既陡峭，又穿插着斜坡，更有甚者，还要避让来往驮负行李之牲畜，令情况愈加危险、复杂。[1]”如果遇到雨天，路面潮湿，轿夫难以行走，危险重重。有的道路粗糙狭窄，高低不平，骡车交错时难免碰撞。马嘉理对道路多有抱怨，也因此对轿夫深感钦佩。但并不是一路都艰险，也有平坦宽阔的红沙土路。
马嘉理的在旅途中极少徒步，即便如此，他也深刻体会到西南路况之差、行走之难。荒芜崎岖的西南地区经济因此难以得到发展，轿夫们希望总督来了西南，受到颠簸之后能修筑道路。糟糕的道路也让贸易运输很困难，骡马和背夫在行走在陡峭的山石之间，稍不留神就可能出现意外，人货两空，《马嘉理行记》记录了晚清西南人民艰险的道路和运输方式。
二、“他者”眼中的西南人形象
马嘉理在旅途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中国人，马嘉理在西南主要遇到三类人：第一类是西南地方、差役、信使等，在马嘉理眼中，他们有的友好，有的粗野；第二类是在旅途中为马嘉理提供劳动服务的随行群体，有轿夫、各种苦力；第三类是途径各地所遇到的当地居民。在与之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有着异国文化背景的马嘉理充当了观察者和记录者，直观地描绘中国人的体貌、习惯、特点，其中表现出思维与文化的差异，他常以母国标准来判断异族群体，时有惊讶、不解，或是厌恶的态度。通过马嘉理的描写，不难看出晚清西南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状况。
（一）官员群体
从马嘉理对沿途官员的描写内容中可以发现他们大多和善，无论是屈于权威还是真心赞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政治地位的高低决定着尊卑，官员的权威让他们享有某些特权，官员出行总是享受优待服务，比如可以住客栈中最好的房间城镇。因为在西南之行中持有通牒和总督信函而被视为官员，马嘉理因此获得了更多的便利，每到一地，当地官员或是亲自迎接、或是携礼拜访，或是热情招待，临行也会派遣官差护送。
马嘉理对于官员的不断拜访引以为傲，但又觉得他的空闲时间被这些官员文人浪费了，这让他感到生气。他认为这些官员文人虽然仕途无量，但在其眼中却是无知的，自满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轻蔑帝国主义的优越感与清政府的自大自负相似。一位官员带来见马嘉理，“每次我只要说了句恭维他们的话，这一排人就站起来鞠躬，像是一群戴着面具的乌鸦。[1]”这些书生对他表达的欣赏让他得意起来，认为自己已经建立起坚固良好的印象，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画出了一条成功轨迹。马嘉理深谙中国的官场门道，大多数时候，他更加享受权威带来的便利，“大官儿们很少给小人物接近的机会，但我还是用天朝北京的护照和信函敲开了‘芝麻之门’。[1]”马嘉理批判中国官场的腐朽，殊不知，他亦成为自己眼中的“他者”。
（二）城乡人民
马嘉理笔下西南人民大概有以下特点：对马嘉理充满好奇或恶意、贫穷但对鸦片却奢侈、日常生活收入低、极度节约。
由于外貌差异、语言不通、互不理解甚至心存敌意，马嘉理对旅途中遇到的城乡人民的评价并不算高，从日记中明显感受到文化隔阂与心理的距离。西南地区比较封闭，马嘉理的不同之处和他随身携带的稀奇物件让这里的平民百姓充满了好奇，“此地人们从未见过火柴，看见我拿的火柴均流露出嫉妒神情，他们对我随身携带的外国产品也极感兴趣......流露出极高赏识之情及不加掩饰之垂涎。[1]”在一些小城镇，经常会有围观的行为，百姓透过窗户、或者从远处偷看马嘉理，“那些眼睛紧贴在摇摇晃晃的墙上、窗户上，藏在无数小洞和裂缝后面。”有时还会引发骚乱，这让马嘉理的厌烦，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无恶意，最后马嘉理干脆放任他们的好奇心。省城的百姓则有所不同，他们看到马嘉理有时会有惊异表情，但却不会长期盯视，也没有引发任何骚乱。
马嘉理笔下还呈现出西南烟民对鸦片的的痴迷，“当地居民看似穷困潦倒，其衣着大多补丁，客栈也极为肮脏。但当地人却愿花钱于鸦片及昂贵装饰，如用玉石装饰烟枪外缘，城中一剃头匠曾花2两银子购此玉石，按其经济状况，此举相当奢侈。[1]”据马嘉理描述，中国人迷恋抽大烟时用的各种小设备，就像欧洲人迷恋各色烟斗或手杖一样。
（三）提供劳动服务的群体
在《马嘉理行记》中出现的陆路交通工具便是轿子，马嘉理雇佣了轿夫和苦力并付给他们一定的工钱，在当时的中国，轿子不仅是交通工具，还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轿夫和苦力在恶劣的环境下辛苦地工作，不管是烈日暴晒还是刮风下雨，他们都在糟糕的道路上长途跋涉。他们食宿极其简陋，却只获得微薄的工钱，勉强能够维持生活。当轿夫觉得马嘉理花五十钱的抛光砂石是一件过于奢靡的事情时，马嘉理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贫困，因为一百钱就可以在客栈吃饭、过夜，如果用一百钱赏赐冒雨奔波二十里的官方信使已相当大方，他会满心欢喜，磕头谢恩。
轿夫和苦力是一个时代现象，尽管当时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廉价，劳动者们的境况都十分困难，他们还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马嘉理在日记中的书写也从侧面凸显出中国人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的品质。这些状况的出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马嘉理对这一群体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怜悯。
三、结语
《马嘉理行记》是独特的西南底层社会史史料，其中记载关于西南的事物与群体都是西南人民司空见惯的，但也是中国人容易忽略或轻视的内容。轿夫这种在西南地区普通的职业，马嘉理却观察入微，描写细致，让我们看到晚清西南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通过对马嘉理西南之行所见所闻的挖掘和分析，可以看到晚清西南地区底层社会的缩影。具有不同国籍背景的马嘉理在看待我国的事物是时，难免受到本国意识形态和本人以往经历的影响，虽然客观但却不一定完全准确。然而，以“他者”的记录和文献作为史料来研究中国历史，起到补充作用，使其更加立体全面，以“他者”之境看清“自我”。我们不能仅仅以中国的人视角来解释中国，要客观地看待不同观点。
参考文献：
[1]（英）马嘉理著.（英）阿礼国编.马嘉理行纪[M].曾嵘译.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
[2]周宁.跨文化形象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3]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J].东南学术.2005(01)
[4]周宁,宋炳辉.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J]中国比较文学.2005(02)
[5]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J].东南学术.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