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怒目金刚》从吴玉和这个乡村士人的人物形象出发产生需求、动作和故事。韩少功通过设置邱天保这一人物形象以及二者的对抗来展示吴玉和的文化价值观。读者在吴玉和这个完美士人形象中看到了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彻底崩溃，也看到了作者对挽救这一文化抱有的微弱希望。
关键词：《怒目金刚》；乡村士人；对抗；叙事
作者简介：李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怒目金刚》“是韩少功‘乡村’思考之延续。它承续的是自《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北》一路而来的主题，即‘乡村’和它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意义”[1]。本文从韩少功文本构思开始猜想，试着探析《怒目金刚》的叙事和创作。
好莱坞电影剧本创作有一种基本的方法就是先创作一个人物，从人物身上产生需求、动作和故事。笔者认为《怒目金刚》最初的灵感应该是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寄予了韩少功绝望的情感和破碎的梦想——他是要在传统乡村土崩瓦解之时，借这篇小说为他心目中完美的乡村士人唱一首绝望的挽歌。
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承担起作者如此深沉的情感？乡村士人。古代士人的精神底色，是由《孟子》提供的。孟子用“大丈夫”表达了先秦士人的最高觉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为“大丈夫”需要儒者修养“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修养“浩然之气”是一种神秘的身心体验，靠着一种被孟子称为“不动心”的生命境界的力量支撑。“不动心”是一种内心的坚定，在“大人”面前能“藐之”，需要“不动心”的工夫，即便像舜那样尊贵也能“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也就是说，得失皆“不动心”。
有这样的人吗？有，韩少功为他取了个名字，吴玉和。“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就是吴玉和。虽然韩少功也知道，这个世界“无”玉和。这个即便是在先秦时期也不多见的真士人形象真好！二十世纪最后一个乡村士人会和现代乡村社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首先，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当然有。根据韩少功为玉和设定的年龄可知，他生于长于旧中国，在传统的乡村生活里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人格和文化身份认同。在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掌权后，他仍认同自己乡村士人的文化身份，自觉维护乡村文化秩序。吴玉和行走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乡村社会上，一个是坚守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道德原则的传统文化的中国乡村，在此，他“读过两三年私塾，他能够办文书，写对联，唱丧歌，算是知书识礼之士……”；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政治话语掌权的中国乡村，他就“成了茅厕板子说踩就踩”，“成了床下夜壶说尿就尿”……身份认知和时代文化的错位让吴玉和的命运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有了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形象，基本上也就有了故事的结局——不谈自然生命必定殒灭，单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吴玉和的悲剧性就几乎不可避免。也就是说，作者在雕刻完这个人物之后，顺便收获了故事的结局，也就是叙事奔跑的终点。
有了结局，作者还是面临选择：这个故事可以像明清小说那样，起于悲剧，结于圆满；也可以是个彻底的悲剧，下场凄惨；还可以是悲剧，但不是悲惨而是悲壮，可以是绝望，但是还有微光……显然，作者采用了第三种结局，其中当然包含着作者的个人美学选择倾向，但是，更多的是这么一个强大的人物形象决定的，吴玉和是中国没落的传统乡村里最后的士人，是“大丈夫”，大丈夫慷慨悲歌，即便悲惨，也会将悲惨升华。
人物有了，结局有了，故事的调子也有了，现在需要一个人来帮助吴玉和来完成叙事的奔跑，帮助他彻底地向读者展现：何谓士人？吴玉和为何担得起士人的身份？吴玉和又是怎样通过人生实践“大丈夫”的原则？当然，这样的“帮助”更多是在对抗中完成的。
如果说吴玉和是一块外表温润内心坚强的宝玉，那么邱天保则完全是为了验证这块宝玉的“锤子”。到底是真宝玉还是假宝玉，就看看玉和是否真的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否真的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于是，与吴玉和对应而生的人物形象邱天保来了，这个人不管是与生俱来的禀赋，还是后来遇到贵人的相助，冥冥之中都是有“天”在保护他，不像吴玉和，是靠君子的修为养成的“浩然之气”支持他度过人生的苦难与考验。总之，邱天保这个人物形象是为吴玉和设置的，是与吴玉和相反相成的。他的出现，他的言行，不管是打击，还是帮助，都是为了验证吴玉和是否真的士人，是否真的君子。
二者的对抗强弱不是一成不变的，始终是在变化的，正是这样变化中的对抗给了叙事的节奏。简单疏理一下，起因很简单，吴玉和被邱天保骂了娘，吴玉和需要一个道歉，这样一个迟到的道歉贯穿全文，是叙事奔跑的跑道，而二者之间关系的跌宕起伏，恩恩怨怨，命运浮沉，既是故事本身，也是叙事节奏。
被书记骂了娘，一介草民敢不敢在权力面前“藐”大人？这是对玉和的第一次也是贯穿全篇的检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字当头，邱天保骂娘不仅是对人格的侮辱还是对传统文化的践踏，吴玉和立即就要求邱天保道歉，这一举动既维护了人格的尊严，也维护了人之根本——孝。邱天保既然用骂人的话伤害了吴玉和的人格，话要话还，那也必须用认错的话道歉。吴玉和拥有道德优势，老邱无法辩驳，态度也软了一些。不管是憋着大红脸、拂袖而去，还是下午开会时的收敛、对玉和的巴结示好，老邱的行为都没有符合玉和的道歉标准，所以换来的只是玉和的扬长而去。第一个回合从总体上看，玉和是处于弱势的，因为邱书记虽然态度有所改变，但是根本不可能去道歉。
第二个回合，邱天保变成了邱犯天保，仇人落难，他出于大义，上门抚慰。玉和在个人处境上和邱天保相比，是处于强势。邱天保右腿受伤，丢了饭碗靠老婆养家，孩子需要的楼梯没有，连待客的茶水也没有，处境掉到了最低谷。看尽世态炎凉，发现只有玉和愿意来看望他，邱天保感激涕零，内心愧疚，正想说出那句玉和最想听到的话时却被其他事情打断了，道歉仍是没有说出口。“行己有耻”，人品正直，玉和在没有得到道歉的情况下仍然帮衬着他家，打梯子、捎茶叶、捎豆子。但是因为他们家缺乏礼教，玉和也不会再上门。所以吴玉和既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原则——帮助归帮助，欠下的道歉不能因此一笔勾销。
第三个回合，邱天保因为有贵人相助，成了副县长，个人处境由弱变强，态度也变了，邱天保是个粗人，但不是恶人，他和玉和只是成长环境不同，接受的价值观不同，但都是好人。邱副县长处处示好，但是玉和根本不为所动。就算是乡干部请他帮忙和邱天保说说旧楼改造的公事，他也严词拒绝，因为他在邱天保落难时施以援手不是为了获得报答只是行公道，更重要的是，歉没道事情就没了结。为了加强这一对抗，也是为了向读者展示玉和到底能面对多大的利诱，作者设计了一场意外——玉和唯一的儿子烧伤住院急需一大笔钱救治。情节的突转直接推动了小高潮的产生，玉和到底何去何从？在情形危难之际邱副县长伸出援手，玉和却撕掉了他的批条去卖血！卖血卖得头晕眼花也要咬着牙忍住，这一情节把玉和的特质体现得十分鲜明，面对人性的考验，原则比利益重要得多。面对如此艰难的境遇，吴玉和也践行着“贫贱不能移”的士人准则。
正是这样一场意外，直接导致了第四个回合。吴玉和为了还债吃尽了苦头，且不说被草割树扎风餐露宿的身外之苦让他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最重要的是，为了还债而迫不得已打破了“仁”，做屠夫杀生是不仁、挖坟砖亦是不仁。为了老邱的一声道歉、为了坚守心中的做人准则，哪怕最后送了命也在所不惜。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用民间的话来讲，叫“没死透”。情节越来越紧张，入殓前，无论什么方法都不能让吴玉和安然闭上双眼，他咬紧牙关、鼓起腮帮，整张脸都扭曲变形了，活生生成了一个怒目金刚！儿子骗他老邱道歉了不管用，用白布盖住他更是让他愈加愤怒，故事到底该走向何处？吴玉和的死不瞑目终于换来了邱天保“推金山倒玉柱”的“扑通一声跪拜”，吴家人积蓄已久的情绪达到了顶点，读者铺垫已久的情绪也达到了高潮，一句“我就是邱天保，我在这里给你赔礼，给你娘赔礼”让吴玉和的“气”终于得到了释放，他也彻底离开了这早已面目全非的乡村。
吴玉和的坠崖而亡让读者的心和他一起沉了下去，却没想到怒目金刚的转变让故事的高潮一下子就起来了。在这里，性格的高潮、命运的高潮、情节的高潮和主题的高潮四度共振，这一转变凸显了吴玉和的执着和“士人”精神，营造了高度紧张的气氛，故事的走向迎来了关键时刻，也将传统乡村精神的崩塌和绝望的呼喊表达得淋漓尽致！邱天保惊天地、泣鬼神的道歉一出现，奔跑也来到了终点。整个故事的叙述可为一波三折、高潮迭生，二元对抗的强弱变化给故事带来了曲折有致的节奏，使读者的阅读情绪紧跟主人公命运的发展。吴玉和因为邱天保欠下的一句道歉葬送了性命，虽然他最后收到了迟来的尊重，可这在已与旧日不同的新型乡村文化里显得有些滑稽可笑，故事里的村人哭了，但他们不一定真正理解玉和心中所想。
作者的结尾真叫作惊心动魄，他让吴玉和由一个温文尔雅的乡村文化人，变成了死不罢休的怒目金刚！即便是死，哪怕变成鬼，也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吴玉和一生始终坚持着他所认同的道德原则和文化体系，不向任何困难低头。这才是作者心目中的真“士人”，真“大丈夫”！
作者想要表达的不是玉和的个人悲剧，而是传统乡村文化的彻底崩溃——“一种由本土强力和外来话语生硬结合起来的政治文化，作为20世纪暴力革命的产物”[2]像坦克一样疯狂碾压着残存传统文化的乡村。玉和就是替作者站在传统乡村礼法社会崩溃的边缘螳臂挡车的那个人。
参考文献：
[1]季亚亚.这一声迟来的道歉——韩少功新作《怒目金刚》的一种读法[J].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9(11):39-41.
[2]毕光明.传统乡村文化孤魂的祭奠与礼赞——评韩少功的《怒目金刚》[J].名作欣赏,2010(28):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