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斌1，郑爽2，1.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发表于《科技智囊》期刊
摘要：在自媒体环境中产生的新闻时常会触碰到伦理与道德的底线，尤其在公共危机背景下，时常表现为一系列新的新闻伦理失范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为案例，描述了公共危机背景下伦理失范的具体表现，并进行了相关因素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要通过政府部门、自媒体平台、自媒体用户三方有效协同并形成合力，用以调整和完善自媒体新闻传播的伦理规范，进而营造良好的自媒体生态。
关键词：自媒体;新闻;伦理失范;公共危机;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制度、制度变迁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项目编号：21FGLB069）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2.04.08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字化已渗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在产业升级、智慧城市、新闻传播、文化交流等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这加速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好数字赋能，进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1]互联网技术和服务的广泛应用，逐渐构建出数字社会的新形态，以短视频、网络直播为主要展现方式的自媒体平台正在成为全民新的信息搜索和获取渠道。自媒体的快速发展在改变传统新闻业的生产供给机制、引导和重塑新闻业的价值观念、促进新闻业的更新与升级的同时，为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蓄势赋能，也为未来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自媒体的发展在给新闻业带来更多选择机会的同时，也因其在一些社会性事件的传播过程中缺乏客观性与全面性，引起了不良的社会效应，这让自媒体新闻伦理问题产生了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现象表征。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给处于变革中的新闻媒体带来了一次大考，要清晰地看到现代信息传播方式正在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在自媒体传播的场域中，人人都可能成为直接参与者。一方面，战“疫”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全力以赴，不顾个人安危，及时报道疫情的最新动态，积极传播有关疫情的科普知识，传递全社会抗击疫情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在核裂变式增长的自媒体新闻平台上，作为主动传播者的公众，由于媒介专业危机信息利用能力不足导致对信息的制作、传播存在偏差。[2]
一、公共危机下自媒体新闻伦理失范的表征
着名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AdamsInnis，1951）指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3]。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自媒体是互联网技术和新信息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社会公众借助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可以自由地参与到信息的传递中，这既创新和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模式，又拓宽了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因此，在技术嵌入和赋能条件下，自媒体不仅成为社会公众获取资讯信息的新渠道，更成为舆论动员和公共对话的新平台。但与此同时，在自媒体新闻的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制造谣言、“带风向”等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搅动了社会舆论，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
（一）信息发布的随意性较强
在自媒体新闻的传播过程中，每一位社会公众都可能是新闻事件的发布者，网络用户只需要结合自己的需求与兴趣进行新闻事件的转发、关注与评论，就能够在自媒体平台上进行新闻和信息的传播。因为缺乏必要的过滤和审查，自媒体平台未能全面、正确、恰当地报道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事实，这使得新闻事件的真实性无法得到保障。而互联网传播本身就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自媒体的用户数量庞大且构成相对较为复杂，并且不同用户的文化素养存在差异，这些因素都大大增加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发布的随机性。在自媒体平台上，每一个用户都可以对其获得的疫情信息进行独立判断，继而自行对信息进行评论或传播，但难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无法对传播的信息内容进行有效过滤，因此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引起社会恐慌，影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主观舆论容易带偏节奏
自媒体复杂的群体环境使人极易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强烈的“从众心理”，使群体意见产生“一边倒”的趋势。[4]与此同时，流量和眼球经济是互联网经济追逐利润的表现方式，该方式冲击着自媒体平台上新闻生产的标准和底线。着名传播学家恩特曼（R.M.Entman，1993）认为，如果受众对某事件或议题缺乏丰富的直接经验，那幺他们对该事件的了解就极大程度地依赖于新闻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5]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过程中，部分自媒体在对疫情进行新闻传播时掺杂有主观情绪和认知偏差，易对社会公众造成认知偏离，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舆论导向。脱离实际的新闻传播严重扰乱了疫情防控的正常秩序，甚至片面刺激社会情绪。例如，2020年12月8日，成都再增3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一名确诊患者赵某为7日确诊的两位患者的孙女，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官方公布了赵某的活动轨迹牵涉酒吧等多个人员密集场所，且活动区域较大。随即赵某遭到了“人肉搜索”，并通过自媒体平台进行广泛传播和发酵，使赵某招致了网上的谩骂和诽谤，对其及家人造成了精神伤害。针对涉地域的负面新闻，一旦被非理性、缺乏客观性的舆论带偏，很容易诱发地域间的相互攻击性行为;针对病毒感染个体的负面报道，一旦被带有负面情绪的网络言论带偏，也极易导致人肉搜索和人身攻击。
（三）网络传播存在过度渲染
在主体多元、复杂多变、开放的舆论环境中，某一问题刚开始或许只是一件微末小事，但随着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传播，小事后来可能会成为大的舆论事件。自媒体平台及时客观报道新闻事件，可以增强和扩大新闻事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但部分自媒体通过运用推测式、臆想式的手段生产新闻，对某一公共危机事件进行过度渲染，在增加公众对事件关注度的同时，不仅会让社会公众陷入恐慌状态，更会加剧社会公众的不安全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网络舆论的“核裂变”反应，使该类新闻事件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剧。例如，自2021年7月20日南京禄口机场出现疫情后，在短短10多天时间里，新冠疫情由南京向湖南、四川、北京、重庆、浙江、安徽和湖北等省市扩散。随着抗“疫”形势的日益紧张，部分自媒体平台开始持续声讨南京疫情防控部门存在的失职行为，最后声讨演变成对南京的恶意抹黑，让南京从疫情的“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自媒体平台对个别地方防控失职行为的过度渲染，不仅会造成公众的认知偏差，降低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还会给相关职能部门带来一定的舆论压力，影响正常防控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
二、公共危机下自媒体新闻伦理失范的归因
在移动互联网广泛应用的新媒体时代，对公共危机信息的抓取和传播是各大媒体争夺话语权的焦点。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易变性和复杂性，导致自媒体平台在面对突然发生的危机事件和骤然升温的社会舆论时，往往因无法作出有效回应而在新闻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伦理失范的现象。具体而言，自媒体无法作出有效回应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原因。
（一）对平台的监管存在难度
进入自媒体平台的门槛较低，且平台的运营模式灵活，使得自媒体平台上的网络媒体质量参差不齐，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获得高点击率便成为自媒体平台运营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政府部门对自媒体平台生产新闻的监管往往缺位或滞后，这不仅会加剧公共危机事件不实新闻信息的传播，引发网络舆情，更会降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政府的公信力会因此受到影响。例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初期，自媒体平台上曾散播“板蓝根”“熏醋”“盐水漱口”等方式能有效预防感染的信息，而政府相关部门并未及时监管和审查此类信息，出现了多地市民连夜排队购买“板蓝根”等的场景。与此同时，自媒体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元素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由于自媒体独特的性质造成其媒体信息传播的完全个性化，传播信息种类多元化，受众在这个平台上既可以关注公共事件，也可以利用其进行营销活动，亦可以传播娱乐信息。[6]这增加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实际操作过程监管的不可控性。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自媒体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运用“跪求体”“哭晕体”“标题党”的现象较为普遍，无形中引发了负面舆论，政府相关部门对此现象的回应和整治稍显滞后。
（二）平台间存在着非理性竞争
为了追求所谓的“热点”和“流量”，部分自媒体平台社会责任感缺失，价值观导向出现了偏离。尤其在公共危机状态下，自媒体新闻的失真问题更加突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部分自媒体一味强调发布量和点击率，而忽视了对公共危机事件真实性的尊重，缺失了必要的人文关怀，为了追求新闻事件的噱头而让伦理道德价值缺位。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短视频、直播等在线传播迎来逆势增长，直播带货成为新的营销方式，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在此刺激下，一些自媒体平台为了博眼球，盲目追求关注度，丢弃掉本该有的社会责任感，通过短视频或直播的方式，制造和传播一些明显有悖于疫情防控的“事实”，或者将原本严肃的疫情防控工作娱乐化;加之从业者的人文素养参差不齐、缺乏有效的沟通技巧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自媒体新闻不能形成客观、中立、公正以及新闻品质、社会责任的自主判断，造成新闻伦理的主体性缺失以及主流价值观念的偏离。[7]
（三）自媒体用户的信息处理能力不足
在自媒体平台上，只要是参与网络交流与发布的人都可以成为媒介人，但是跟传统媒体的媒介人相比，自媒体的媒介人不受媒介人自律公约、媒介组织的限制和制约，可以充分享受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权利。[8]与传统新闻传播方式相比，自媒体新闻传播能够实现受众的及时交流与沟通，能够自由地发表对事件的不同看法，但是会受到不同人群文化差异水平的限制，公众在信息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思辨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使得信息碎片化的现象比较严重。[9]因此，在自媒体语境下，在更为开放的媒介面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自媒体用户在对疫情信息进行选择和解读时，难以对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作出准确判断，往往倾向于受到群体性潜意识的暗示，产生一系列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在针对疫情的相关新闻进行传播的过程中，自媒体用户对信息的处理能力难以与疫情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相匹配，一方面，在有关疫情新闻的传播中，自媒体用户的认知往往会受主观判断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偏向于相信那些更为负面的新闻信息;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下，新闻信息传播具有更强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使自媒体用户对疫情信息的认知、判断和选择的难度加大，进而直接导致自媒体新闻报道的伦理失范。
三、公共危机下自媒体新闻伦理失范的规制思路
自媒体新闻生产、传播的标准和尺度较难把握，导致公共危机背景下自媒体新闻的伦理失范问题更易出现，自媒体平台面临较大的信任危机。这就需要政府、自媒体平台和自媒体用户形成协同治理的合力，增强自媒体的公共价值，发挥内容生产的法治边界、垂直领域的行业联盟、平台和公众的双重监督等三种外部制约力量的作用[10]，构建客观、公正、健康的自媒体新闻报道机制和环境。
（一）实现政府的有效监管
为了有效规避公共危机背景下自媒体新闻有可能出现的伦理失范问题，政府部门需要积极作为，主动协同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监管、共同治理的新格局。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有效统筹、协调和引导自媒体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参与主体，激发各主体参与意识，构建多元协同共治的自媒体新闻监管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应对负面舆情和突发公共事件相关回应制度、问责制度等，制定在一定时限内公布切实可信信息的相关规定，确保政府回应的时效性。[11]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互联网法律法规，规范互联网秩序，推进自媒体平台监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加强平台的自我规范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自媒体在社会大众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要充分了解自媒体用户表达的诉求。[12]新媒体因缺乏传统媒体所积累的专业经验和职业规范，在运行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大量的失范问题，传统媒体的“守护人”角色在自媒体平台上出现了相对“缺位”。因此，自媒体平台需要以理性的反思、公正诚实且自律的思考，将质疑态度和反思机制灌注在信息传播和接收的全过程中[13]，在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的基础上，转变运营理念，培育受众的“智媒”素养，提高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感，注重新闻从业人员业务水平的提升和伦理法治意识的增强。与此同时，需要提高自媒体平台的技术构造，通过人机协同推进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交融[14]，并通过设置相应的技术壁垒，对自媒体平台生产的新闻进行监控筛选和有效性屏蔽。
（三）引导自媒体用户的健康参与
由于自媒体用户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参差不齐，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自媒体用户缺乏对问题的认知和分析能力，存在盲从、盲信、忙传有待证实新闻言论的失范行为，进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科学性信息的理性情绪可以引导网络舆论，实现个体非理性对待向群体理性信念的转变[15]，可以有效避免自媒体用户从众行为的发生。因此，加强和提升自媒体用户的责任意识及道德水平，提升自媒体用户的辨识能力和判断理性，显得尤为重要。需要通过重塑新闻伦理价值观、构建舆论和谐生态环境、强化社会公信力建设等举措，来引导自媒体用户健康有序地运用自媒体平台，维系自媒体舆论环境的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自媒体新闻传播环境。
四、结语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公共伦理问题，对自媒体新闻传播提出了新的公共伦理要求。面对新的问题和要求，要构建能有效回应公共危机事件的公共伦理体系，以维系和巩固健康的公共伦理秩序。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协同各方，加强对自媒体平台的监管;自媒体平台要通过加强自身伦理建设，创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网络舆论环境，培育良好的媒介素养，提高新闻内容生产的透明度;在提升自媒体用户参与自媒体的广度和效度的同时，要增强自媒体作为参与主体的道德建设与责任意识，以此来改善和规范自媒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网络行为，在平等开放、相互支持的环境下，建立良性循环的自媒体生态系统，以此保障自媒体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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