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康永征，蔺平，太原科技大学；发表于《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杂志
摘要：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软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某一群体或个体素质提升的重要指标。探索农民的软实力及提升方式,有助于转变"三农"问题的解决思维,有助于完成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农民的软实力是由国家软实力引申而来的,它包括农民个体的价值判断力、技能掌控力和思维辨别力。这些方面的提升需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等途径来实现。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农民;软实力;内涵;特征;提升;
基金资助：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2009[8]）；
《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显示：2009年末全国农民的基本状况体现为，乡村人口71288万人，城镇化水平为46.59%;第一产业就业者为29708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8.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进程相比明显滞后。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而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是具有新标准、新素质、新观念的农民［1］。
从传统农民到现代（新型）农民转化的关键，是增强农民的软实力，即提高价值判断力、思维辨别力和技能掌控力，使其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一、农民软实力的提出及内涵。
“软实力”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学术层面的探讨。他将国际竞争中的政治力量，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硬实力是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在内的处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总和，而软实力则是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2］。随着学界对于这一概念的深入思考和延伸，软实力逐渐被应用到各类竞争主体综合实力的描述中。对于国家如此，对于个人，其综合实力必然也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类。
（一）软实力的主体：由国家到个人。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是从宏观角度来讲的，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个社会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
社会由人构成。对于个人而言，硬实力相近于人的生存能力，而软实力则近似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及生物学能力的综合。个人的健康与否、长相优劣、家庭经济背景等是他的硬实力，而思想状况、思考能力、知识面的广与深、语言的组织与表达能力等则是他软实力的体现。近年来，不同群体的软实力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个体是群体的组成要素，个体软实力的研究对于整个群体素质的探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农民软实力的内涵与特征。
在我国，农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传统的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农民是变迁最为缓慢的一个群体。从农民的身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整个中国传统的乡土本色。在农民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民遭遇了一系列未曾遇到的问题，综合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总结出农民的软实力包含价值判断力、思维辨别力和技能掌控力三个重要的部分。
1.价值判断力。主要是指价值观念，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人们总是拥有那些对自己重要的观念。但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影响人们在为人处事时所做出的判断，进而决定着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解决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价值观念犹如个人的指挥系统，对个人的思维和行为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农民软实力构成的首要因素。
2.思维辨别力。思维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因素。思维辨别力通常是指人们能够从日常事物中看出问题，对于复杂的问题和系统能够迅速做出分解和应对的一种力量。思维辨别力的不同，决定着一个人考虑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影响着行为的发展。思维辨别力犹如个人的应急处理系统，在农民的关键行为上，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是农民软实力的重要因素。
3.技能掌控力。技能，就是技巧、能力，是人们在做某件事情时所表现的熟练程度。技能属于人的硬实力，而技能掌控力则指人对技能的学习和控制能力，属于人的软实力。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技能，对特殊技能的掌控是一个人综合实力的决定因素。
技能的掌控犹如个人的操作系统，直接决定着个人行为的成败。在农民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农业技能和非农技能构成了农民的整体技能，而对这些技能的掌控力则是农民软实力的关键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转型时期农民的软实力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传统性是中国传统农民的群体特征，朴实、亲和、厚道是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保守、思稳、安于现状亦是中国农民传统的一个写照；现代性是指新的历史时期，与传统农业不同的现代社会对农民提出的一个新要求。
这一特征要求农民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懂得现代农业的技术，会经营现代产业化农业。其次是既然性与未然性同在。既然性指的是一直有的，即中华五千年文化积淀；未然性指的是还没有的，即现代人所需要的高素质。我们可以看到：扎实肯干，吃苦耐劳，憨厚淳朴的传统性格一直深深地烙在中国农民的身上，成为了传统农民的优良品质。而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虽然还没有成为整个农民群体的新形象，但这种未然性的可能已经崭露头角。再次是过程性与目标性并存。“理想的农民”应该是一种职业，而不应该是一种身份。目前，中国农民正处在由身份向职业过渡的过程中。职业农民是一个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当代农业的技术含量对农民提出了要求，软实力的提升就成了必然的要素。
二、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软实力疲软的原因。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中国农民的软实力不强，不仅有着农民自身的原因，也有着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一）农民群体自身的原因。
1.传统信念的困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保守与开放的冲突。在价值取向上，传统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国人长期保守、守旧的思想观念，作为占国人绝大部分的农民尤为甚之。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小而全、万事不求人、自给自足，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形成了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盲目排外、因循守旧、不重视外来信息和经验、求稳求安的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的转型，整个世界呈现出了合作和交流的趋势，保守的思想必然导致保守的行为，而保守的行为必将导致中国农民无法与现代农业的发展相适应，造成了软实力的“疲软”。
二是满足与进取的冲突。由于小农意识的影响，大多数农民长期满足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原始而恬静的生活。因此，知足常乐、勤俭节约的安贫乐道观念也就顺时而生，相应的缺乏革新、不思进取的观念充斥于大部分农民的思想中，严重阻碍着新事物在农村和农民中推行，也制约着中国农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限制了农民软实力的提升。
三是圈内与圈外的差距。传统农民的人际关系表现为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费老提到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而中国传统社会则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标示着社会关系的亲疏［3］。而这一圈圈的“波纹”几千年来将中国农民囿于自己的圈子，基本形成了与外界隔离的状态，信息闭塞、交流受阻，无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影响了农民软实力的提升。
2.传统技能的无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尴尬。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facetofacegroup），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用语言来进行传授，因此传统技能的代代相传，不会对传统农业的发展构成障碍。但传统的农业以及手工业的技能未能形成文字性的记述而用于推广，面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容易出现技能的遗失，制约着农民软实力的提升。
二是作坊与厂房的距离。传统的农民创业，大多数是个人或家庭式的创业行为，即作坊式的生产，这一模式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和低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传统作坊由于资金短缺、经营管理能力不高、信息闭塞、缺少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等原因，农民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功能不健全、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等问题。与现代企业的“厂房化”经营相比，驾驭市场的能力很弱，面临着很大的市场风险，市场竞争力差、效益不太好，难有大的作为［4］。
（二）软实力提升困境的社会原因。
1.既得利益群体视线的转移。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终实现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目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开始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心。城市居民虽然相对于农民是少数，但“力量的强弱并不取决于绝对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利益集团的整体力量”。城市居住环境决定了相对集中、方便联络、传递搜集信息的渠道广泛，容易形成集体行动；所以“改革以来发生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城市居民对于自身利益的表达和寻求动力加强了、渠道拓宽了，更容易被反映在政策之中”。可以说，市民在各方面利益的获取上得益于自身意愿和行为的被关注。相反，在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交通、通信手段欠发达，农民之间彼此独立，难以形成集体行动，整体动员力量不大，一旦遇到有诉求需要表达的时候，往往单打独斗，因此，虽然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却依然是失败者”［5］。这种不被关注，成为了农民软实力提升的障碍。
2.国家政策引导的影响。在土地政策方面：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用地不断减少，人多地少的问题日益严重。在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土地分散、产权不清，自主性差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土地的经济要素功能、产业功能的弱化。在户籍政策上：
201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了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等内容，可以说在户籍政策上对于农民又增加了一道保障。但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基于户籍制度而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的资源配置机制仍然在制约着农民，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待遇政策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发展机遇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在保障制度上，近十年来我国着力推进教育、医药卫生、文化、社保等领域的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广大农村在医疗、养老、低保等制度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仍不尽人意。据报道，在甘肃2009年5月—2012年9月，因政府统一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45.18万人中，已参保的仅有4.64万人，只占10.27%。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地在征用土地时候，政策宣传工作不到位，造成老百姓对政策不了解，参保缴费意识不强［6］。
3.社会发展的代价。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必然是以牺牲某方面的代价为前提的。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初始到上个世纪末，为了解决重工业优先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国家采取了“以农养工”的策略。据估算，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税收，从农村中汲取资金2.6万亿元（扣除国家支农资金），投向了工业化和城市发展。过去10年中，大约2000万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7］。
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各项政策的完善，还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农民利益的牺牲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必要性；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加速变迁，农民成了弱势群体。
三、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软实力提升的途径探寻。
从传统农民到现代（新型）农民转化的关键是增强农民的软实力，即价值判断力、思维辨别力和技能掌控力，使其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一）树立现代化的价值观念，提升农民的价值判断力和思维辨别力。
1.增强社会流动。我们“有理由把现代中国人在市场经济条件的催动下所发生的个人自主性的求职流动现象，看作是一种真正的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的具体表现”［8］。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从基层的角度概括了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农业是取资于土地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长此以往，乡土社会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封闭状态。在狭小的农村，村民相互熟悉，差序格局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仍然是农村人交往的主要途径，农民的时间观念薄弱，生活节奏缓慢。而与农村相比，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城市的主导，这样的社会追求高效率，使居于此种环境的人们生活节奏呈现出快速而紧张的特征。因此，农民进入城市，获得城市体验是他们接触现代生活，优化生活方式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同时，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也直接刺激进城农民的感官，激发他们进城流动并体验城市生活。
流动对于农民的现代化素质的提升作用是巨大的，因为流动不仅可以扩大他们的交往范围、增长社会阅历；更重要的是，在流动中能够培养一种现代化的素质：积极进取、坚韧不拔、勇于创新、接受新挑战并磨砺和提高自己抵御外界环境的能力；同时，还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及觉悟，逐渐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哈贝马斯在关于语言、沟通与人类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区分出了两股功能性的趋势：
第一，它提供了一个明显的有利条件，人们可以通过想象处于他人心目中的自我，而无须真正处于他人的地位，这样就可以停下来反思，并且得出一个特定行为方向；第二，人们参与到与他人之间意义的复杂互动中，这本身就会对他们施加压力，使其快速适应他人的期待［9］。
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农民与城市居民交往和互动，必然会依据城市居民的期望来调节自己的行动。这种从城市居民的期望中建立的行为方式，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流动可以促进农民增加对变迁社会的适应性和谋生的能力，增加村民对新事物的接受性，尤其是对异己事物的宽容性。此外，流动可以扩大村民的生活“半径”，为他们建立超越血缘和地缘限制的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不仅为农民积累了社会资源，还提高了他们应对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人际矛盾的能力［10］。因此，农民可以通过广泛的社会流动，扩展其社会关系，改变封闭、狭隘、落后的思维方式，造就他们竞争、开拓、进取的精神，而思维方式的改变，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
2.促成城市体验。“来自传统群体的人，如果能够接触现代化的制度机构，则可成为现代人。”［11］182如果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并因而要靠模仿角色模型来实现，那么，生活在较为现代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会因为分享着普遍的现代气氛就会变得更加现代化。不论他们是否在现代机构中工作，生活在这种现代结构普遍存在的环境中的个人会更容易意识到合理秩序等诸原则，并将这些原则纳入自己的价值系统中去［11］209。因此，通过城市体验，可以培养农民现代性素质。
从心理学而言，体验是指经历了一段时间或活动并对这段感知进行处理的过程。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中的位置限定了惯习或生活空间，而社会空间的位置又调节着惯习。而惯习是无意识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些行为模式。”不同的生活空间，限定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加强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可以促成农民的城市体验。同农村相比，城市无疑是现代的标志或象征，城市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于农村的。鼓励农民进入城市，获得城市体验，是提升农民软实力的有效途径。通过城市体验，可以改变农民在工作方式上主动适应城市的快节奏和高效率，加强生活的节奏性和条理性，培养时间观念，实现职业角色的转变。在交往方式上，可以培养农民丰富的交往圈子，尤其是以业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在生活方式上，可以培养农民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扩展农民的活动和社交场所。
城市的生活经验可以帮助实现现代化。在城市体验生活方式，体会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认同城市社会普遍存在的交往符号，并将这些普遍的规则带回到城中、村中，可以避免“文化堕距”的出现，从而提升农民的素质。
（二）培养开放式、知识化、学习型、创业创新型的新农民，提升农民的技能掌控力。
1.提高职业技能。对于农民来讲，职业技能主要包括农业技能和非农技能。农业技能的提升，是成为职业农民的必然要求。相对于传统农民而言，职业农民是指把务农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认为：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维持生计，他们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而职业农民则充分地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在我国，传统农民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身份，它强调的是一种等级秩序；而职业农民则是农业产业化乃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职业类型。对农民进行农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提升农民对生产原料和化肥等辅料的鉴别能力，提高农民的种植和养殖技术，对于农作物生产安全、农民增产增收、新农村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非农职业技能的提升，主要是指农民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技能的提升。对农民开展非农职业技术培训也是一条提升农民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我们通过对山西省太原市周边农村农民所从事的非农工作类型进行调查发现，村民的职业比较单一，77.8%集中于一般的服务人员。当问及他们在选择工作中的障碍时，认为没有学历的占11.1%，没有特长和经验的占15.7%。调查数据显示，参加过职业教育的村民占24.4%，有70.5%的村民没有参加过职业教育。村民缺乏一技之长，导致他们在寻找工作中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从事一些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而工作的非专业性和非技术性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当问及他们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时，愿意参加培训的占54.8%。这说明村民已经意识到职业技术的重要性，期望通过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生存技能，这与人的现代化素质中的“有较高的职业期望”和“重视专门技术”相符合。
在市场经济下，农民要寻求自己的社会空间，就必须有一技之长，作为其生存的基本依托。所以，对农民开展非农职业技术培训是一条能为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提供人力资源的途径，更是一条提升农民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2.增加就业资本。职业技能的掌握可以增加农民就业的可能性，而拥有一定量的就业资本，则可以促进农民掌控力的提升。布迪厄说：“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12］当农民拥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资金、劳动技能、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政府公共政策资源时，技能掌控力自然会得到提高。具体来讲，增加农民的就业资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
一是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力量，为农民直接进行服务。目前我国农民在就业时，主要还是依靠个人的社会资源。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就业所使用的社会网络与城市居民不同，社会资本的配置和获取都十分困难。由于农村是个熟人社会，亲戚观念和老乡观念十分强烈，这种社会资源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尤其当农民选择进城就业时，有限的个人社会资源会导致其沦为城市弱势群体。因此，要增加农民就业的可能，从政府角度应该让农民享受城市劳动力公共资源，直接为农民进行服务；可以通过开展农民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资本；可以通过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弥补农民的社会资本；可以加大对农民创业就业的投资力度，增加农民经济资本的拥有量。
二是加快完善各项体制，为增加农民就业资本创造条件。完善各项体制，可以为增加农民就业资本创造条件。首先，要对民主法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要坚决去除对农民就业权利损害的政策法规，逐步消除就业歧视，进行一定的政策倾斜，取消不必要的收费项目，减少农民就业负担。其次，要引导并规范农民就业协会的运行，扩大农民的社会网络资本，传递就业信息，帮助农民有效就业。最后，要继续强化现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加速土地流转，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进城农民的资金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盘活农村的土地，扩大农民的土地耕种面积，实现规模经营。
综上所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农民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进行转化。在农民硬实力提升的同时，软实力成了整个农民素质提升的关键，通过提升农民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进而提升农民个体的价值判断力、技能掌控力和思维辨别力，从而为农民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打好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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