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华战局等形势的恶化对国内经济管理提出重要挑战，在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下，民国学界、商界和政界将当时西方盛行的“统制经济”思想视为破解经济困境的重要路径。以往的研究者或是从政府经济管理角度出发，考察经济政策与“统制经济”思想的互动关系；或是聚焦于“统制经济”思想内容的继承、演变，未能对30年代“统制经济”思想传播过程中的论争和认识上的歧义，比如何为统制、是否可行于中国、何以将西方统制思想恰如其分地贯彻到战时经济管理实践中等关键节点进行细致的梳理和考察。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抗日战争时期“统制经济”思想传播和论争的真实面相，挖掘其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学术价值，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统制经济；经济危机；计划经济；政府治理
基金项目：山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票号国际业务探究——以合盛元日本分号为中心”（2017328）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8）02-0028-06
20世纪30年代初期，爆发于欧美国家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困境；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纵兵侵占东三省，加快全面侵华步伐，中华民族遭遇到经济和军事层面的双重压力。在经济动荡、军事威胁的内忧外患之际，民国知识分子与工商界人士认为，较之自由市场经济，“统制经济”是加强国防经济建设、抵御外来入侵、振兴民族经济的救国兴业之策。在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下，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介绍欧美各国推行统制经济的情形，讨论关于统制经济的内容，甚或提倡中国实行统制经济。经过这一讨论热潮，“统制经济”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体系，亦对国民党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困境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统制经济”涵义之争
作为舶来语，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基于各自的理解，对“统制经济”一词的解释颇为繁杂、混乱，对于中国是否要实行统制经济，以及如何实行统制，建立什么样的统制经济等问题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
1.什么是“统制经济”
“统制经济”一词在中国一经出现，对它的解释就有多种。考察各种观点，可发现有的学者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角度出发理解统制经济，如吴达铨在《统制经济问题》一文中说“统制经济者，各个国家，各在其国某种主义之下，平时或临时，为某种目的，作成一种整个有系统之经济计划，在某种经济组织中，而以其国家统治之权力施行之”①。葛定华认为“所谓统制经济者，政府以国家之力，以社会经济为有组织有计划之合理控制，指挥其发育之方向，以谋经济组织之改进，国计民生之改进，使个人及团体之经济活动有一总计划、总规律之目的，使各个经济单位之活动，彼此形成密切之关系，以形成一联贯之经济系统”。李权时认为“现在所谓的统制经济，就是把国家作为生产要素之一，而特别澎大其权力，使一切生产要素均受其支配；质言之，即一切生产消费由政府以有计划有系统的调节控制，以消除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与以上观点稍有不同，张素民则认为除了政府之外，社会团体也能对经济活动进行干涉。他定义统制经济是政府或社会团体（如工会、商会等）对于人民的经济活动的干涉、限制或管理。统制的主体是政府或社会团体，在具体实施统制时，政府比其他团体多；而且政府的命令高于其它团体的命令。至于统制的本身，是指干涉、限制或管理而言，含有强迫性，现代英美通行之“Government-regulation”也是统制经济的一种②。
结合1929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有人从统制经济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来阐述统制经济。如罗敦伟在《统制经济的基础理论》一文中说：“所谓统制经济即是与自由经济对立的东西。自由经济的要素是自由竞争，生产及消费均在无政府状态之下，而统制经济则恰恰与此相反，即是无论生产及消费之任何部门之自由，都应该服从中央意志，这种经济制度，即是统制经济。”③马寅初说：“所谓统制经济者，即在预定之整个经济计划之下，个人自由竞争之权，一切企业皆由国家掌管，其目的在免除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过剩。”④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统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周宪文认为：“统制经济是人类在一指导意志之下，为获得并使用生活资料所有的计划的行为，故又名计划经济，而属于经营的一种，因其关系于经营方面，故亦得称为经营经济。”⑤又如穆藕初认为，統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一样的，在他看来“所谓计划经济，一言以蔽之，即为对于某一大单位之经济活动之有计划的统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称之为‘计划经济’，而在欧洲各国则通称之为‘统制经济’。统制之谓，并非就私人之意见，任意予以管理与支配，乃为一种至公至正，有组织、有计划之合理的控制与指挥，其目的在于改进经济组织，并以改善国计民生。”⑥
综合以上当时中国民间关于统制经济的各种定义，可以发现尽管各自理解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强调“统制经济”中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这与当时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下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集中全国经济力量，摆脱危机的模式是一致的。其中，李菊时对于统制经济的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统制经济的特征，即“统制经济是一个被羁束的东西，它同自由经济，处于对立的地位；统制经济即是国家规则的经济，其统制的主体，是国家；统制经济是预定一个计划的经济；统制经济，统制个人及团体经济活动，组成整个集合团体之社会经济活动，以求整个集合团体之全体福利；统制经济一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国家以政治力量来组织，统率并指挥全国的经济生活，将全国经济力量集中在某一特定目的上。”⑦
要之，尽管社会各界都认可统制经济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对于统制经济是不是计划经济，以及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联系与区别却有较多的争论，这其中也蕴含了更多、更深层的意义。
2.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之别
统制经济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时，正值苏联计划经济取得巨大成功，同时，美国为摆脱经济危机，以保护主义、“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罗斯福主义”也正大行其道，在英、德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政策。为什么中国会用“统制经济”一词而不是当时欧美、苏联等国所用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二者本质上有不同之处，还是仅是文字表述上的差别？
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都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在统制经济思想出现之初，有一些观点认为统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马寅初就曾断言“统制经济亦称计划经济”⑧。也有人认为统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计划经济，而在欧美则被称为统制经济⑨。可能是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当代学者认为当时用统制经济一词代替计划经济，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生态的考虑，为避免有效仿苏联的嫌疑，增加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从而引起西方列强的反感，而提倡用“统制经济”一词来代替“计划经济”⑩。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在国民党政府各种决议和官员的言论中“计划经济”一词使用非常频繁，实际上，当时随着对统制经济讨论的深化，一些观点认为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字面表述的不同，二者是有质的差别。在吴鼎昌看来，“统制经济”一词来自于日本，是国人学习日本当时常用的“经济统制”一词转变而来，而在欧美统制经济是用“计划经济”来表述的。计划与统制是一个为体，一个为用，“没有计划，那里说得到统制，没有计划之统制，那能成立一种论理的学说”{11}。吴鼎昌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不同，只是突出强调统制经济的计划性，并沿袭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体用”之说来阐明两者的关系。部分学者也提出了与吴鼎昌类似的观点。如周天放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二者缺一不可，计划为经，统制为纬；计划为体，统制为用{12}。郑独步也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不过计划经济，若没有统制的力量，则计划难于实现。统制若没有计划，则无以统制，是以计划与统制经济好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可是计划经济多认为是完全的统制经济，而统制经济不一定是完全的统制，即‘部分的经济统制’，亦得称为统制经济。所谓部分的经济统制者，是就特定产业、特定经济组织及特定经济地域为社会共同的利益，而加计划的统制。”{13}郑独步的观点已涉及到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本质上的差异，即计划经济是一个国家全部的经济活动完全由国家依照一定的计划而行；而统制经济只是补充或纠正现有制度的计划，强调对经济活动中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对所有经济活动加以干预。
此外，还有从统制经济的性质来区别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的观点，如曾考察东西洋十余国、先后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和厦门市市长的高汉锹认为，统制经济可分为三种，即资本主义国家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统制经济和殖民地国家的统制经济。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统制经济，即在自由经济制度之下，从事于含有社会意味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统制经济，就是把全部的产业都受中央政府的监督指挥补助奖励，以社会的全体福利为前提，以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严防资本主义势力之袭击，发展工业，增加生产，与主张经营集团农场为鹄的”；“殖民地国家的统制经济，因感于生产落后，外货倾销，不堪帝国主义剥削，乃从事于经济之自救。”{14}在他看来，中国的统制经济应该属于殖民地国家的统制经济。
在其它关于统制经济的思想中，有一种观点比较特殊，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相对于作为经济制度的计划经济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统制经济是一种应急的经济政策。如郑独步认为，“统制经济确是经济政策的形態之一，换一句话说，统制经济就是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行为之各走极端的经济政策。”{15}他进一步指出“统制经济不过是一种达到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方策而已”，是历史学派经济学说或经济思想的复兴。“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的现有经济组织，他方面排斥社会革命推翻私有经济制度的思想，而采取折衷的态度，以救济劳资两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的危险。故极力高唱保护政策，欲以振兴国内的农工各业，而恢复全国经济的繁荣。以历史学派之经济的特色，是排斥英国学派之自由主义放任政策的主张，重视国民经济之全体共同的建设。遂至统制国民经济的行为，抑制私制，保障公益，以企图国民经济的发展”{16}。蒋元熙更是深刻地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制经济的本质。他说：“今日给人们津津乐道的‘统制经济’无疑的是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和资本主义经济从来的体制不同的经济体制。……统制经济这个范畴，当然是历史的范畴，无疑的是真有具体的内容的东西”。但是“假如单在经济过程之局部之上，主张国家加以干涉，即把各个企业的任性的活动，在某种程度内主张国家加以限制而不用何等新的转换，便算是‘统制经济’，那么这‘统制经济’真是一件并不希罕的事情”。他说：“从合理化把戏到统制把戏的发展，便可知道资本主义的学者是要把‘统制经济’看成和‘合理化’同样都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否认它是和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必然的相关联的东西”{17}。他指出统制经济之所以流行，是为了掩盖经济大恐慌是由于“生产之无政府性，生产能力与购买力的差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样式底内在的矛盾而生，是在特定之社会关系下一定要发生的”。因此为了否定经济恐慌，“他们一方热望于恐慌的克服，一方祈求资本主义体制的维持，于是一种‘思想’便应时而抬头了。且无计划与统制的经济是要失败的，只须有计划的有统制的干起来就行了。生产能力与购买力的差悬之发生是不好的，只须有计划的统制的，使它不发生就行了”{18}。他把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统制经济的情况归为三种并加以批判：第一，“他们所提倡的‘计划’或‘统制’的真义，不过想在经济过程中的某点上对于诸企业之‘自由’的活动，主张国家应加以相当的限制，结局不外是一种国家的经济政策而已。那有什么希罕，什么新鲜”；第二，“他们所提倡的‘统制’只是企业家的集团，想根据协定或废止相互间的竞争的一种把戏。有什么偷天换日的法宝，毕竟不外是资本家的独占形态的东西”；第三，“他们好用‘计划’的文字来掩惑世人耳目，例如什么计划，若干年计划等”{19}。
蒋元熙等人的观点比较深刻地阐明了统制经济的本质，表明统制经济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只是为补充或纠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有计划的经济政策，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以根本改造的经济制度。但是，这一种观点并没有引起各界足够的重视，被当作拯救中国经济良方的统制经济逐渐被国民党政府认可和接受。“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混乱使用的现象，仍充斥于国民党政府各种文件和决议中，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原本只应干预和控制某些特定产业的有计划的统制经济，转变为对国民经济全面控制的战时统制经济。
三、中国当时实行“统制经济”的历史条件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经过学术界的鼓吹，统制经济思想在中国很快就成为主流经济思想。但其中也不乏怀疑和抨击的声音，如有文章指出，在当时中国政治格局和经济状况下，“当局于统制经济之实行，如视为学步欧美，趋赴潮流，甚或巧藉新名，集中权力，太阿在握，取利私图”{20}。因此，关于中国是否要实行统制经济，实行统制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的讨论也就随之产生。
时任实业部统计长、学者兼官僚的罗敦伟力主实行统制经济，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变质的封建经济”，“中国如果要图自救，而且要进一步求富强的方策，那末，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为及时的主张，而且是必然的途径。舍此以外，没有第二种政策，可以挽救当前的危亡。所以也可以说统制经济政策不仅为必然的展开，而且是当前唯一的自救路线”{21}。他认为，中国实行统制经济的必然性首先在于社会主义憧憬、自由主义幻梦的破灭，其它原因诸如中国变质的封建经济的经济构造、中国当前的各种经济动向，如主张走资本主义路线的资本主义、国际合作和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中国国难和国际动乱、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和当前的国防建设，都决定中国必然要实行统制经济{22}。在他看来，中国实行统制经济的目的，一是“完成国民的自给自足”；二是“摧毁封建势力，完成中国的产业革命”；三是“以物质力量的建设解除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用自己的建设来打倒帝国主义”；四是“永远消除对立的社会关系，准备大同世界的物质条件”{23}。另一个著名的学者兼官僚刘大钧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阐明中国要实行部分的经济统制。他在向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二届年会提交的论文《中国今后应采取经济统制政策》中认为，在采取法币制度之后，并不能解决国际贸易的逆差问题，不能促进出口也不能吸收外资平衡国际收支，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有三个病症无法解决：一为经济衰败，二为经济畸形，三为经济脉络不流通，因此“要流通经济脉络，必须有相当的统制”。在论述世界各国的统制政策实行后，刘大钧认为通过交通、金融和贸易三方面的统制，就可贯通经济脉络，解决经济问题，发展国民经济{24}。此外，当时实业界的许多领袖也不同程度地支持实行统制经济，正如穆藕初所说，当时的中国已濒于全面破产的边缘，工业奄奄一息，农业凋敝不堪，民生涂炭，国本动摇，而列强正虎视眈眈，无不欲以其庞大之经济力量控制中国，“若此时我国而尚不准备实施统制经济，以有计划之行动，打破当前经济之紊乱状态，则长此以往，国脉民生，断难延续，其结果终必沦于列强经济共管之惨局”{25}。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施行统制经济，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并不具备施行统制经济的条件。如丁文江认为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政府；第二，要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三，行政制度必须现代化，要有廉洁的官吏、健全的行政组织和掌握政权的人要相信科学技术{26}。吴鼎昌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统制经济是物质文明发达后事实上所当然需要者”，“现代式国家非有一种经济政策及计划，用统治力控制不可”，但若执政者利用官权制定一些不能实行的计划，或者根本就没有计划，只是挂起统制经济的招牌，最终无非是“养了无数统制官吏，费了无数统制经费，只得一个扰乱经济之结果，造成一种摧残经济之事业而已”{27}。
随着国民党政府逐渐巩固政权，不仅掌有施政于全国范围的权力，而且在经济上以中央集权为基础提出扩张国家资本的远大计划，加之日本侵華形势的紧迫，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由国家资本扩张来实现工业化。许多知识分子如翁文灏放弃了原先局外评论人的中立立场，试图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到国家经济建设中。原先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统制经济持怀疑态度的吴鼎昌也于1935年就任政府实业部长，积极施行统制经济。
四、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统制经济”
在逐渐统一中国要实行统制经济的思想认识后，在如何实行统制、建立什么样的统制经济的问题上又出现众多观点，再次掀起讨论的热潮。
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中所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有学者首先提出对一些部门、行业实行统制。如由于当时白银外流、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国内经济危机，所以有人主张对贸易实施统制{28}。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实行“国际贸易统制可分为国营贸易和统制贸易”两种方式，包括实业、外交、财政、交通、铁道等部门和各专家、各金融界和商界人物，组成国际贸易统制局，承担国家统制贸易的重大责任{29}。有人目睹中国的航运事业长期被西方列强垄断，提出要对航运业实施统制，认为第一要切实促进各航线的合作，对于实行彻底合作的航线要加以保护；第二要调节供求，对于船只的分配应该通盘筹划；第三要实行集零为整的合并政策，使利害相关、唇齿相依的各个轮船公司合并起来，既可以节省开支，又便于灵活调度{30}。这种对一些重要行业实施统制的观点得到政府的响应。1931年，国民党政府为促进经济建设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下成立的第一个组织就是棉业统制委员会，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为统制棉业告国人书》中称“深鉴棉业关于国计民生最为重大，特提议先设置统制委员会”。
此外，一些学者提出统制关系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关键部门，建立部分统制经济。方显廷认为应该统制交通、粮食与衣料、贸易及汇兑{31}。刘大钧提出通过交通、金融和贸易统制可以贯通经济脉络，发展国民经济{32}。李权时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统制范围，他认为政府要统制经济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一统制国内的农产品，使全国的衣食二项可以自给自足，不需依靠外援；二统制国外贸易，减少不利的输入，增加有利的输出；三统制货币与金融，使国内物价安定，民生康乐；四统制人口，不使过庶；五统制大规模工业，创造国家资本；六统制国民消费，使之合理化{33}。参照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并借鉴苏联计划经济中经济建设计划先行的成功，学者们提出的这种部分统制经济的前提同样是要有一定的计划。这种有计划的部分统制经济是就特定产业、特定经济组织及特定经济地域，加以有计划的统制经济。有计划的部分统制经济在当时是比较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统制经济的实际效果来看，在金融、交通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政府部门的低效和内耗，以及国家财政的制约，国民党政府时期强调经济建设中的计划先行反倒使各种计划多流于形式，反而为后人所诟病。
在如何实行统制经济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缺乏有绝对统治权力的中央政府，无法掌握全部的资源，故中国没有实施全面统制经济的条件，因此可以在较小的范围内（譬如一个省）实施统制经济，这样“不独容易计划，容易实现”，而且还“容易有切实迅速的效果”{34}。这种观点得到当时一些在地方政府中握有实权的国民党派系势力的支持，他们也打着统制经济的旗号，大力扩张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发展地方资本主义经济，试图以经济为后盾，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抗衡。在这些地方势力中，尤以山西军阀阎锡山、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代表。就山西、广东实施所谓的地方统制经济的种种弊端，有学者指出这种统制经济实际上是地方经济割据主义的表现{35}。这种地方统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地方经济，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军阀自身利益，与国家统一、发展民族经济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五、结语
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世界出现了以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等统制经济政策。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渐次波及中国，加之中日战局形势的恶化，如何应对经济危机、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民国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一时期，中国的报纸杂志上出现了“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等源自西方的时髦名词{36}。在这样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舆论环境下，不论是国民党官员还是民间学者都对“统制经济”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对于统制经济思想，当代学者研究认为统制经济一词发轫于学界，然后由学界渐次影响到官方，并且是南京国民政府使统制经济一词所熟知和关注，其主张在于国家经济由政府进行全盘干预，实行计划经济；但是民间学者对统制经济思想的含义、施行何种统制经济政策、如何将西方统制经济思想与国内社会情形恰如其分地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辨析，认为应该将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相调和形成一种兼具二者优点的统制经济{37}。
实际上，统制经济不仅是民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一种经济思潮，通过对当时国民党政府中负责经济建设的主要官员关于统制经济思想的研究，可知统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政策还影响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建设，其影响甚至贯穿国民党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如以宋子文、陈公博以及后来加入国民党政府的吴鼎昌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高级政府官员，他们的统治思想偏重于对思想理论和可行性的探讨；再如汪精卫、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主要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他们对统制经济的观点，特别是蒋介石基于其对德国法西斯的统制经济模式的赞赏，以及随着其独裁专制地位的巩固，为应对抗日战争的需要而试图效仿建立德国独裁专制的统制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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